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的事迹10篇
科学的灵感，决不是坐等可以等来的。科学上的发现有什么偶然的机遇的话，那么这种"偶然的机遇"只能给那些学有素养的人，给那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给那些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的人。下面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最新中国科学家故事，供大家参考。
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的事迹篇1
钱学森
钱学森，著名科学家。我国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被称为导弹之父。
钱学森3岁时就有非凡的记忆力，能背诵上百首唐诗、宋词，还能用心算加减乘除。大家称他为“神童”。
5岁时，他已可读懂《水浒》了。他对爸爸说：“英雄如果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我也可以做英雄了。”爸爸说：“你也可以做英雄。但是，必须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知识，贡献社会”。
在小学低年级时期，男孩子最喜欢玩用废纸折的飞镖。每次比试，总是钱学森扔得最远，投得最准。同学们不服气，捡起他折的飞镖仔细研究，原来他折叠的飞镖有棱有角，特别规正，所以投起来空气阻力很小;投扔时又会利用风向风力，难怪每回都数他投得最远最准呢!小小年纪的钱学森居然领悟了某些空气动力学的常识，这不仅使同学们，而且使老师也惊叹不已。
20多年后，钱学森果然成了国际知名的力学和空气动力学家。
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1992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的事迹篇2
竺可桢
竺可桢自幼就很聪明而且特别好学。在他两三岁的时候，每天 晚上都要叫爸爸识字，有的时候他太忙，或辛苦了一天觉得太累，不教他，他就不 高兴甚至哭闹，爸爸只好依他。结果，在竺可桢三、四岁时，就已认识两千个左右的字。
他的老师章先生很喜欢竺可桢的聪明，但更喜爱他的勤奋好学，对他的要求也格外严格。他经常找一些优秀的古代散文、诗词，讲解给竺可桢听。
竺可桢不仅爱读书，而且更爱思考。竺可桢读了《爱莲说》后，就想：我要爱莲花，更要爱莲的茎和藕。他把自己读《爱莲说》后的感想告诉了章先生。章先生很为竺可桢小小年纪就这样思考问题，而且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感动。他教导竺可桢说，藕虽埋没于污泥只中，但它将自己的全部营养贡献出来，使莲花亭亭玉立而不被烂泥污染，这是非常可贵的，而且藕本身也是洁白的，你要学习藕这种纯洁坚贞的品格。
竺可桢听了这番话，印象很深。他后来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藕舫”，就包含了记取章先生的教诲的意思。
竺可桢爱读书爱思考习惯的养成，影响了他以后的学习和研究，为他在我国气象学、气候学、地理学等学科取得卓越成就奠定良好的基础。
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的事迹篇3
黄昆
1919年9月2日，黄昆出生于北京，黄昆父亲黄徵是中国银行高级职员，母亲贺延祉也是银行职员。母亲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人严肃认真，对黄昆少年时期的成长，有过很大影响。黄昆小学就读于北师大附小、上海光华小学，中学在燕大附中、北京通县潞河中学。他从小聪明好学，学习成绩优异。1937年，黄昆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在大学期间，他就对量子力学非常喜爱，毕业的时候完成了论文《海森堡和薛定谔量子力学理论的等价性》，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任助教。1942年，黄昆考取西南联大理论物理研究生，获得了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的指导。1944年，完成了《日冕光谱线的激起》论文，获北京大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在昆明天文台任助理研究员。1944年8月，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读研究生，1947年获博士学位，期间还完成了3篇论文。1947年5月，黄昆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物理系，与当代物理学大师、诺贝尔奖获得者M.玻恩(Born)合作，共同撰写《晶格动力学理论》专著。这部书的诞生影响了几代的科学家。
1948年初，黄昆接受英国利物浦大学理论物理系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1950年，黄昆与合作者首次提出多声子的辐射和无辐射跃迁的量子理论，即“黄—佩卡尔理论”。1951年，黄昆首次提出晶体中声子与电磁波的耦合振荡模式及有关的基本方程。1963年被拉曼散射实验所证实，被命名为电磁声子，后来发现其他物质振动也有类似的与电磁波的耦合振荡模式，统称为极化激元。现在极化激元已经成为分析固体某些光学性质的基础，黄昆当时提出的方程，被称为“黄方程”。1951年，黄昆回国，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黄昆在利物浦大学期间，认识A.里斯，并产生情感。1952年4月，里斯来到中国，与黄昆结婚，后也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工作。
在20世纪60年代，在动荡的十年时间里，黄昆依然奋战在科学的第一线，在北大任教期间，编著出版了《固体物理学》。对我国固体物理的研究和教学起了重要的作用。与其他科学家一样，黄昆受到许多不公正对待，但是，他依旧坚守了下来，花了多年心血编写了《半导体物理基础》和《晶体管—晶体管数字集成电路》。
1977年，黄昆调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1988年，发表了后来被国际物理学界称为“黄-朱模型”的理论，198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2001年，黄昆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5年7月6日16时18分，黄昆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物理学家王昆一生为国家的科学而奋斗，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这动荡10年里，依旧为科学而献身，完成许多成就，学术贡献上有两方面杰出的贡献，一项是提出著名的“黄方程”和“声子极化激元”概念，另一项是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里斯共同提出的“黄-里斯理论”。都影响了好几代科学家。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位伟大的的科学家。
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的事迹篇4
邓稼先
邓稼先(1924—1986)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邓稼先是安徽人，后来在北京大学当物理老师，1948年10月，邓稼先去美国读研究生，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在他取得学位后的第9天，便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国后，邓稼先在中国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工作。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56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邓稼先曾荣获全国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级科学进步特等奖，并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邓稼先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都是安徽人，在同一个中学上学，从小两人在一起弹玻璃球、打墙球、比赛爬树，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邓稼先就是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也为此献出了生命。
“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是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另一弹是指导弹。“一星”则是人造地球卫星。
中国的“两弹一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创建的辉煌伟业。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学高峰征途中创造的“两弹一星”的人间奇迹。“两弹一星”的伟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
核武器是利用能自持进行核裂变或聚变反应释放的能量，产生爆炸作用，并具有大规模杀伤破坏效应的武器的总称。邓稼先等科学家研究的原子弹和氢弹就是非常厉害的核武器。
核武器爆炸的五大危害：
光辐射，又称热辐射。核武器在爆炸时，可产生几亿摄氏度甚至几十亿摄氏度的高温，能快速融化一切。光辐射只要涉及到人的皮肤，皮肤就会立即变成焦黄或黑色，并致使人体死亡。
冲击波，是一种机械波，通过介质震动传播能量。核爆炸冲击波与普通炸药的震动波性质相同。一枚当量为100万吨TNT的核弹在爆炸时会即刻摧毁5.6公里范围内的全部建筑。冲击波直接作用于人体可造成各种直接冲击伤。
早期核辐射，又称贯穿辐射，是核爆炸最初十几秒内放出来的Y辐射和中子流。它是核武器特有的一种杀伤破坏因素。人体在早期受到核辐射影响时，易出现休克和中枢神经系统失调，造成器官损伤、内脏组织损伤和免疫系统功能退化等症状。
瞬间电磁波，核武器在爆炸时，可使空气发生电离，产生巨大的电磁场，电压为几百千伏。瞬间电磁波可破坏各种武器装备的电子设备，杀伤人员。
放射性沾染，这是核爆炸所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对地面、空气、人员和武器装备等各种物体的污染，主要释放粒子的Y辐射。这些放射性裂变的小微粒悬浮在空气中，造成地面、人员和物体表面沾染，可引发人体引起造血障碍、眼睛白内障、白血病及其他恶性肿瘤、生育能力下降或胎儿畸变等症状。
既然核武器有这么多的危害，为什么我们国家还要研制它呢?以下是我国政府在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发表的声明：中国发展核武器，并不是由于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为了防止核战争，消灭核武器。此后，中国政府又多次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就如何防止核战争问题一再提出了建议。中国的这些主张已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赞同和支持。
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的事迹篇5
陈景润
陈景润(1933-1996)福建福州人，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解析数论方面的研究，并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取得国际领先的成果。50年代对高斯圆内格点、球内格点、塔里问题与华林问题作了重要改进。60年代以来对筛法及其有关重要问题作了深入研究，1966年5月证明了命题“1+2”，将200多年来人们未能解决的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大大推进了一步。这一结果被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其后又对此作了改进，将最小素数从原有的80推进到16，深受称赞。
陈景润是世界著名解析数论学家之一，他在50年代即对高斯圆内格点问题、球内格点问题、塔里问题与华林问题的以往结果，作出了重要改进。60年代后，他又对筛法及其有关重要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
1966年屈居于六平方米小屋的陈景润，借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耗去了几麻袋的草稿纸，居然攻克了世界著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创造了距摘取这颗数论皇冠上的明珠(1+ 1)只是一步之遥的辉煌。他证明了“每个大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使他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上居世界领先地位。这一结果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受到广泛征引。这项工作还使他与王元、潘承洞在1978年共同获得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和其他数论问题的成就，至今，仍然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美国学者阿 ·威尔(AWeil)曾这样称赞他：“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
陈景润于1978年和1982年两次收到国际数学家大会请他作45分钟报告的邀请。这是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他所取得的成绩，他所赢得的殊荣，为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树起了一面不凋的旗帜，辉映三山五岳，召唤着亿万的青少年奋发向前。
陈景润共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的事迹篇6
无独有偶， 对于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科学家黄大年来说，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国发展，为祖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多项技术空白，支撑他的，也正是报效祖国的初心。与黄大年有着30多年交情的吉林大学原副校长韩晓峰说：“他说，‘我出去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是要回来的’。他跟学生讲‘你一定要出去，一定要回来’其实是有思想上的渊源的。这就是家国情怀，对东北、对吉林大学，这种感情，是最重要的。”
黄大年的核心工作之一是攻克国家急需的“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尤其是研制“航空重力梯度仪”。这种设备就像一只“透视眼”，可用于油气和矿产资源勘探，也可用于潜艇攻防和穿透侦查。黄大年的科研助手、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于平女士介绍说：“一方面是关系国计民生、另一方面是关系国防安全，所以这项技术是我国迫切急需的技术。目前为止掌握它的国家非常少，而且这项技术对华一直是封锁的。‘十二五’之前这个在我国可以说是空白，黄老师回国后组织国家十多家单位、几百个科研人员参与到这个项目的研制过程中。我们国家可以说是用五年时间，在仪器装备的数据获取能力和精度上，与国际的差距缩短了20年。其实在理论算法上，我们已经达到国际水平了。”
“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是黄大年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时在纪念册上写下的留言，正是这份矢志不渝的赤诚报国之志，始终激励着他在科研的道路上“只争朝夕”。遗憾的是，2017年1月8日，年仅58岁的黄大年积劳成疾，因病去世。虽然人已离世，但黄大年未竟的事业仍在继续。昔日与黄大年并肩奋战的同事，正推动他主导的“地球深部探测仪器”从理论走向应用。
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的事迹篇7
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十位伟大科学家袁隆平，1930年9月生于北京，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人，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是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研究，先后成功研发出“三系法”杂交水稻、“两系法”杂交水稻、超级杂交稻一期、二期，与此同时，袁隆平提出并实施“种三产四丰产工程”。
运用超级杂交稻的技术成果，出版中、英文专著6部，发表论文60余篇。2017年7月，任青岛海水稻学院首席教授。2017年9月，袁隆平宣布一项剔除水稻中重金属镉的新成果。
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的事迹篇8
黄旭华，男，汉族，1926年3月出生于广东海丰县，祖籍广东揭阳市，客家人。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毕业后一直从事舰船研制工作。
黄旭华同志为某研究所副所长，1992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作为卓越的技术专家和杰出的技术组织管理者，在某型号产品横空出世、从无到有的光辉事业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79年，黄旭华同志任中国某型号工程副总设计师，1983任总设计师，负责我国第一代两型产品的技术抓总工作。其间，他主持制订了长征1号和长征6号首艇与动力协调总体方案，提出并决策采用水滴型艇体，为某型号艇总体研究设计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同其它同志一道，共同领导、组织协调审定了某艇方案论证、研究设计、施工建造、航行试验等各个阶段的重大技术问题。作为总技术负责人，成功执行了某产品水下发射试验任务。作为总设计师，在某深潜试验中，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身体力行，亲自随产品深潜到极限，创世界首例。《人民日报》、《文汇报》、《羊城晚报》、《湖北日报》等多家报刊先后争相报道过黄旭华同志的先进事迹，盛赞黄旭华为“中国某艇之父”、“中国的脊梁”。
由于出色的工作业绩，黄旭华同志先后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5年、1993年两次获前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特等奖；1985年、1996年两次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6年获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授予的“劳动模范”称号；1988年荣立一等功；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9年，黄旭华院士在国家海洋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海洋成就奖评选活动中，被评为“十大海洋人物”。同时，在中宣部等11部门组织开展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已被提名为感动中国人物候选人。
黄旭华同志为我国型号产品研制事业、为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如今，年过八旬的他，仍为国防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孜孜不倦、献智献策。
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的事迹篇9
在1988年被媒体报道以前，很少有人知道于敏是谁，更少有人了解他在做什么，连他的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于敏从事的“高级的秘密工作”是研究氢弹和核武器。
于敏的科研生涯始于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钻研多年后，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将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交给了他。从那时起，于敏转向研究氢弹原理，开始了隐姓埋名的28年。
当时的核大国对氢弹研究绝对保密，造氢弹，我国完全从一张白纸起步。
由于大型计算机机时非常紧张，为了加快研究，于敏和团队几乎时刻沉浸在堆积如山的数据计算中。1965年9月，上海的“百日会战”最终打破僵局：于敏以超乎寻常的直觉，从大量密密麻麻、杂乱无章的数据中理出头绪，抽丝剥茧，带领团队形成了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
然而，设计方案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地处青海高原，在那里，科研人员吃的是夹杂沙子的馒头，喝的是苦碱水，茫茫戈壁飞沙走石，大风如刀削一般，冬天气温低至零下30摄氏度，道路冻得像搓板。于敏的高原反应非常强烈，食无味、觉无眠，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路，有时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即便如此，他仍坚持解决完问题才离开基地。
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中国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1969年，于敏带领团队来到了四川绵阳的深山里，研究核武器。他判断，“核武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丧失威慑能力，我们就要重新受到核讹诈。”
他不敢停止脚步。但长期在艰苦环境里工作，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曾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于敏上台阶都要用手抬着腿才能慢慢上去，同事都劝他休息，他坚持要到小山冈上观测火球。由于操劳过度，在工作现场，他几近休克。1971年10月的一天深夜，于敏再次因为过度劳累休克……
2015年1月，89岁的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满脸谦逊祥和。上一次像这般“抛头露面”，还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对于敏而言，他并不习惯这样的场合，在隐姓埋名的那些年里，默默耕耘的他“沉”在深处很自在。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的事迹篇10
原籍山西岚县的美籍华人张民觉博士(1908—1991)，英文名Min-ChuehChang，是世界闻名的生殖生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生涯中，他发表了350多篇科学论文，荣获许多高级别奖项，3次荣获诺贝尔奖提名。
张民觉从不承认自我聪明过人。他说：“假如我这一生在生殖生理学做出了一点贡献的话，那主要是我有幸在恰当的时间、地点，与最佳人选在最佳的课题上努力所致。”但作为科学家，张民觉确有许多不一样于常人的特质：他思路宽阔，思维敏锐，治学严谨，进取心极强。他钻研的科研课题一般都是关乎人类生活和社会提高的大课题。他坚信“科学研究没有捷径”，一旦确定自我的研究方向，即心无旁骛，全力以赴。他常常以实验室为家，争分夺秒，不分昼夜，埋头工作。
在张民觉生前，作者与他有书信来往;同时与他的国内亲属——元配夫人李民淑、长女张燕林有比较多的交往;与他的美国朋友朱迪丝·玛坎和长子张板桥也有过接触。所以了解到张民觉一些鲜为人知的轶事，现披露如下，以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敬意。
成果卓著，却未曾申请一项专利
张民觉在数十年的研究生涯中，直接承担、参与和指导了多项重要研究，取得了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重大成果。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张民觉经过很多而巧妙的实验证实：大多数哺乳类动物的受精过程，实际上是精子在输卵管里等候卵子，而不是人们想象的卵子等候精子;精子在雌性生殖道里是经过了必须的生理变化，才能与卵子结合受精的。这就是“精子获能”现象。同年澳大利亚学者澳斯汀博士，也在实验中发现相同的现象。国际生理学界将他们俩的研究成果命名为“张氏—澳斯汀原理”。这一现象的发现，不仅仅有助于解开精卵受精之谜，并且对实现精子体外获能和试管受精有明显的指导意义。
张民觉的科研小组在哺乳动物进行体外授精方面的开创性实践和成功经验，为日后实现人的体外授精和试管婴儿问世，奠定了良好基础。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首例“试管婴儿”——女婴路易斯·布朗在英国曼彻斯特一家医院诞生。新闻界在报道此项重大消息时，还以醒目的标题称她是“张民觉的女儿”。完成世界首例试管婴儿实验的英国医生斯蒂伯托和爱德华，在回忆完成这一医学史上奇迹的过程时，数次提到张民觉的名字。张民觉从此有了“试管婴儿之父”的美誉。
又如1961年美国FDA(食品药品管理局)正式批准厂商以Enovid的商品名上市的首批口服避孕药，就是张民觉和美国科学家品克斯在“二战”结束之后，在世界人口爆增的形势下合作研究、发明的。这在20世纪60年代，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它标志着生理学原理直接应用于人口控制，它的广泛应用使“性”与“生育”分离，易为人们控制，深受广大妇女欢迎。几十年来，数以亿计的妇女服用过这类口服避孕药。即使是当今市面销售的口服避孕新药，也大都是在当年开发的药物基础上不断改善的成果。张民觉所以获得“口服避孕药之父”的称誉。
可是，淡泊名利的张民觉没有申请过一项专利，而是广施爱心，无条件地将自我的科研成果奉献给全社会，造福于全人类。他甚至把自我尚未发表的研究资料，拿出来供别人使用。应对众多的荣誉和头衔，他一向坚持平常心态，不止一次地宣称：作为科学家，我只看中在学术上要有所建树，用自我的专长服务于人类社会。
身在异邦，心系中华
张民觉是1938年9月，经过中英庚子赔款留学考试赴英国留学的。1941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46年，他应邀从英国到美国，在麻省伍斯特基金会实验生物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原计划只做一年研究就要回国。但由于研究的深入和不可中断，加上同行科学家的挽留，而未能成行。1956年挚友张香桐离美回国，他也表示：“我也真想回去，我的根在中国。”1972年，他参加了以任之恭为团长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来华访问，亲自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回国工作的请求。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劝解他：“你是搞科学研究的，在美国环境、条件挺适宜的嘛。你有心帮忙中国搞四化建设，渠道和方式有很多很多。”
张民觉因为自我学成后未能回国服务，一向抱有负罪感。经常在各种场合公开自责：“几十年来，流落海外，未能回国出力，该打屁股!该打屁股!”
1988年，张民觉的长女张燕林赴美国夏威夷大学解剖系做访问学者。张民觉惟恐她滞留美国，催促她说：“时间到了你就赶快回国，报效祖国。”就这样，张燕林按时回到国内。可见，张民觉是把对中华的“大爱”，置于对家人的“小爱”之上的。
其实，张民觉经过其他方式报效中华，还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例如多次回国讲学，奔走于各研究机构之间，把自我的研究经验和生殖生理学的最新发展动向介绍给国内学者;把国内的科技人员邀请到美国他的实验室工作，或介绍到其他科研机构工作;向上海计划生育研究所和山西计划生育研究所捐赠自我珍藏的期刊资料和图书。另外，他还多次捐款给清华大学、山西大学，资助故乡岚县设立“张民觉奖学金”、创办“民觉小学”;给山西雁北地震灾区和山西三晋文化研究会捐款;等等。
张民觉在美国的亲属一开始对他的捐献行为不知情也不理解。儿子张板桥在《父亲留给我们的财富》一文中这样说：“过去，父亲对家乡予以多次热情的帮忙，我们都不甚清楚。在美国，父亲的积蓄都到哪里去了给我们的为什么会越来越少我们感到十分疑惑。当我们长大成人，了解到中国当时的政治背景，并且得知家乡的父老乡亲连吃饭都有困难，才理解了父亲寄钱给家乡是多么的重要!我们还了解到，他的部分寄款是用于资助家乡岚县教育事业和创办艾蒿沟小学时，我们才真正感悟到：父亲的举动是那样的雪中送炭，那样的难能可贵，那样的让人钦佩!父亲是想让家乡的人民和美国人民一样受到同等的教育，过上同等富裕的生活。父亲还要我们以他为榜样，日后更多地热爱祖国，关怀亲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