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先进事迹简介

赵一曼为民族解放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表现了中华儿女的英雄气概和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赵一曼先进事迹简介，希望大家喜欢!

赵一曼先进事迹简介篇1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出生于四川宜宾的一个地主封建家庭中。她的父亲曾花钱捐官，得了一个“监生”的功名，母亲则是旧社会里常见的普通家庭主妇。从这样一个家庭里长大的赵一曼自幼就被父母视作“异类”，她倔强地不肯缠脚，用剪刀剪掉裹脚的布条。

五四运动爆发后，赵一曼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积极投身抗战，但父亲对女儿的作为并不理解，认为她这种做法只会给家里招惹祸事，于是处处限制她。

但亲朋好友里还是有人支持她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就是被称为“川南农民运动之王”的大姐夫郑佑之。郑佑之常常提供给赵一曼《向导》、《新青年》之类的进步书刊，向她传播革命思想，引导她投身到革命抗战中。

1924年8月，桀(jié)骜(ào)不驯的赵一曼在报纸上用“一超”这个名字发表了脱离家庭的宣言，郑佑之也在同年介绍她加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团。

后来，赵一曼又进入宜宾女子中学念书，1926年11月，她不负众望，顺利考取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成为了中国军事院校第一批女学员，并在同年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迫害共产党人。中共中央为了保护赵一曼的生命安全，也为了进一步培养她的能力，委派她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念书。在大学里，赵一曼认识了同为共产党员的陈达邦，两人产生感情，最后经过组织批准结为夫妻。

这段和丈夫共度的时光，可以说是赵一曼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1928年冬天，怀孕已有4个月的赵一曼收到消息，在知道党组织此刻需要自己后，她告别了自己的丈夫，毅然回到祖国。

在与陈达邦分别前，赵一曼笑着安慰他：“现在的你最要紧的就是学习任务，党和国家未来需要人才，等你完成任务后咱们就能相见了。”作为纪念，陈达邦送出了自己佩戴了很多年的怀表。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赵一曼再见丈夫一面的愿望最后还是落空了。

赵一曼回国后，勇敢地接下了组织托付的重任，在宜昌、上海、江西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她心中，工作是第一重要的，但她揣着大肚子投身工作，终于还是吃不消四处奔波的劳累，生产的日子竟然提前了。

当时，赵一曼忍受腹中的剧痛想租一间房屋作为产房，但沿路问了好几户人家，都被他们以“外人在自家生产是很不吉利的事”这种可笑的理由拒绝了，最后是名朴实善良的工人将自己的棚子租给她用，还让自己的妻子为她接生。

赵一曼最后生下了一个男孩，她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心里又苦又甜。甜的是自己与丈夫的血脉得到延续，苦的是她如果将精力放在照顾孩子身上，要怎样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呢?

她给这个孩子取名为宁儿(大名陈掖贤)，希望他一生都能安宁幸福，同时也下了一个“狠心”的决定。1930年，赵一曼回到武汉，将孩子送到了陈达邦的大哥陈岳云家中。临别之前，赵一曼抱着儿子亲了又亲，宁儿好像也感觉到这种悲伤的气氛，哇哇大哭起来。

儿女哭泣，差不多就是在母亲的心头剜一块肉下来，赵一曼最终忍痛将儿子交给大哥，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强行用炮火轰开中国的大门，他们的险恶用心已经昭然若揭，为了夺回沦陷的国土、解救东北人民，中共中央派遣赵一曼前往东北从事抗日活动。

赵一曼来到沈阳后，暂住在赵家，为了不暴露身份暂时化名为江海燕。她和赵家的青年工人赵兰芬、赵兰芳结识交好，而赵家姐妹就在启东烟草公司工作，赵一曼在她俩的介绍下成功混进工人队伍里，并展开抗日救国思想的宣传工作。

赵一曼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在烟草公司的工人群体里有了话语权，工人们对这个思想进步、善良勇敢的姑娘十分信任。赵一曼避过敌人的耳目，在私底下组织工人开会，在会上，她大谈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说明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压榨，引得工人们同仇敌忾，发起罢工运动，与资本家和伪满洲政权展开斗争。

但随着宣传活动得到的反响日渐热烈，关东军产生了警觉，他们加强了监管，党组织上出于对赵一曼的保护，让她暂时中止宣传活动，离开烟厂，前往纺织厂展开工作。

正是由于赵一曼这段时间内在沈阳展开的宣传活动，中共地下党在沈阳获得了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持，为未来我党的地下斗争赢得了很大优势。

1933年，赵一曼担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成功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罢工斗争，同年她到海伦视察工作的时候，领导当地的游击队与敌伪自卫团展开战斗，漂亮地赢得了这场以少胜多的战争的胜利。也因为赵一曼在作战中的优秀表现，次年她被调为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在游击区开展工作。

不久后，已经有了丰富指挥经验与对敌经验的赵一曼来到铁北区，以区委书记的身份在当地发起号召，成功组建出起一支农民游击队，后来又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带领队伍多次与敌战斗并获得胜利。

在战场上，赵一曼总是身先士卒冲在队伍的最前面，她持双枪、骑白马的英姿令敌人胆寒，“红枪白马”的名号就是在这时候打下的。然而随着赵一曼的名声越来越大，危险也逐渐逼近了。

1935年秋天，大批日伪军在珠河游击区展开“扫荡”，为了掩护战友们撤退，赵一曼右腿中弹后因失血过多在雪地中昏迷，不幸被俘。敌人早就对这位鼎鼎大名的女政委恨得咬牙切齿，他们立刻将赵一曼关押在珠河县公署，并向上汇报了此事。

对于日寇而言，赵一曼可是一名重要人物。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连夜对赵一曼进行审讯，但赵一曼忍受了两个多小时的拷打后依旧没有吐露半个字。

大野泰治逼问不出消息，却认为是他所使用的刑罚还不够“严酷”，为了撬开赵一曼的嘴，他命令部下将赵一曼转押至哈尔滨。

生活在法治社会的人们可能无法想象，敌人在逼供时所用的手段究竟多么残忍，以其中一条电刑来举例，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就曾经在接受审讯中被日本宪兵施以电刑。她在成功被解救后写下《遭难前后》这本书，将这种痛苦描述为“言语无法形容的极大痛苦”，并且说出“没有尝过牢狱之苦的人是不容易理会到某些人为什么会忍受不住痛苦的试炼”之类的话。

而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刑罚。一个正常人光是听人描述那些骇人听闻的酷刑，都会感受到生理性的不适，而这些在中国大地上肆意杀戮的侵略者们，早已没有了最基本的人性。

但面对日伪军施加的刑罚，赵一曼竟然硬生生全部忍下来了，她用她那惊人的意志力，承受普通人所无法想象的痛苦，由始至终没有说出任何有关共产党消息。

赵一曼原本身体就很虚弱，在经受重刑后，她已经是奄奄一息。但日寇并不准备放过她，因为在他们看来，死亡对赵一曼来说太“轻松”了。

敌人将赵一曼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命令医生倾尽全力医治好她，而赵一曼的伤势只要有所好转，敌人就会对她再次用刑。这种行为，用“轻松”一些的方式形容，就是把一个人的骨头反复打断再接上。赵一曼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中，惊人地依旧保持了头脑的清醒，开始思考逃出去的方法。

由于被捕时左腿中弹没有得到及时医治，再加上后来被日寇重刑拷问，赵一曼连行走都十分艰难，她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必须要得到别人的帮助，才能实施逃跑计划。

那时候，日寇为了防止赵一曼逃跑，派出三名伪警察分三个时间段日夜不休地监视赵一曼，1936年4月，日寇更换了一批看守赵一曼的伪警察，赵一曼明显感觉到了其中一个伪警察的思想和别人不一样，是可以争取的。

那名伪警察叫做董宪勋。他出生于山东肥城县，是穷苦人家长大的孩子，小时候只读了几天书就辍学回家，靠出卖体力谋生，但依旧连饭都吃不饱。

1935年的时候，董宪勋来到了哈尔滨找叔父董传史，希望能通过他的关系找到一份工作，不久后他就在别人的介绍下去南岗伪警察署邮政街派出所做了一名伪警察。

董宪勋在周围人看来是很不起眼的，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太多像他一样的穷苦人民了，他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眼界受限，没有接触过革命，只知道自己要吃饭才能活下去。

但他还没有丢弃人性，更没有抛弃身为中国人的血性。

董宪勋非常同情被残忍对待的赵一曼，也钦佩她高洁的品性，平时总是尽可能地照顾赵一曼，让她好过一些。

赵一曼于是开始主动和董宪勋说话，向他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她讲述自己从前参加抗战时见到的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与抗日联军在战争中作出的牺牲，董宪勋深受触动，也因此对她更加敬重。

有一天，赵一曼偷偷透露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不能坐以待毙，总有一天我要逃出去，回到革命同志的身边，继续战斗，直到把这帮小鬼子们从中国的土地上赶出去。”董宪勋沉默了很久，最后坚定地说：“我帮你。”

而除董宪勋之外，还有一个年轻的小护士进入了他们正义的阵营，那就是负责给赵一曼换药的主任护士的助手。

平时医院工作人员虽然尽力救治，却因为畏惧日寇残忍的手段，不敢和赵一曼有过多的接触，总是尽可能快速地完成工作然后匆匆离开。

但这名新来的名叫韩勇义的小姑娘不同，她痛心于赵一曼遭受的苦难，在换药时手上的动作非常细致，以此减轻对方受到的痛楚。尤其是当韩勇义从别人口中听说自己照顾的这名女病号英勇的事迹后，她不但没有听从同事的“规劝”对赵一曼避而远之，反而更加亲近她。

而赵一曼也因为韩勇义与其他护士相比显得十分“叛逆”的言行而注意到了她。在更深一步的交谈中，赵一曼惊讶地发觉了两人在看待一些问题上的相似之处，韩勇义年纪小，却很有主见，她不是旧社会里封建守旧的女子，追求男女平等，反对传统礼教对女人的迫害。

赵一曼先进事迹简介篇2

在抗战女英雄之中，赵一曼的名字家喻户晓，她的真实名字叫李坤泰，又叫李一超，大家都习惯性地称她为李姐，鲜为人知的是，赵一曼曾经是黄埔第六期的学生，担任过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2团政委。

日军发动“九一八”之后，赵一曼受组织派遣到东北进行抗日运动，她在沈阳工厂领导工人斗争，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发展组建起了游击队，此后她率领游击队配合抗日作战。在险恶的抗战斗争中，赵一曼逐渐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女军人，1935年11月，在与日寇的一次战斗中赵一曼腿部受伤，在撤退途中被日军俘虏，日军为了套出她口中的情报，对她给予了优待。日军先是请医生为她治疗腿伤，之后在吃饭和居住方面都给她安排好的，赵一曼早就识破了日军的伎俩，对此嗤之以鼻，日军见优待不奏效，于是失去了耐心，开始对她动用各种酷刑。在狱中日军用马鞭重新戳破赵一曼腿部的伤口，在日军酷刑的折磨下，赵一曼奄奄一息，日军为了她口中的情报，紧急把她送到了哈尔滨医院治疗，医院外面是日军宪兵的严密把守。赵一曼对日寇不屈的精神感染了许多人，医院的护士和爱国的伪军警察暗中帮助她，这一次赵一曼从医院逃出了日军的虎口，休养一段时间之后赵一曼的伤势得到了恢复，她又重新走上抗日前线。

可万万没想到，1936年6月30日，赵一曼在前往抗日游击区的半路，再次被日军俘虏，日军将她关进了监狱，在狱中对她动用酷刑拷打，老虎凳、辣椒水和电刑等等都用上了，赵一曼被折磨的遍体鳞伤。日军始终无法口中得到一个有用的字，最终日军失去了耐心，1936年8月1日，日军找来一辆车把赵一曼绑在上面，车子在珠河县城的大街上行驶，日军把赵一曼“游街示众”。随后日军把赵一曼拉到了县城小北门外将其枪毙，时年31岁，当时赵一曼尚有一个儿子陈掖贤在世，赵一曼给儿子写了一份遗书，在遗书中她向儿子表达了一个母亲未尽到责任的愧疚。她在遗书中期望儿子长大之后不要忘记她是为国牺牲，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陈掖贤没有辜负母亲赵一曼的期望，解放后毕业于中国人人民大学，1955年，陈掖贤走上了教师岗位。陈掖贤本该享受烈士后代抚恤的，但是他没有领取抚恤金，一直到1982年病逝，陈掖贤死后留下两个女儿，也就是赵一曼的孙女，分别是长孙女陈红和次孙女陈明，其中陈红和赵一曼长得最为相似。据说赵一曼的烈士雕像就是参照了陈红的模样建造的，陈红还参与了拍摄纪录片《赵一曼》的拍摄，影片播出之后被一个侵华日军老兵看见了，这个日军老兵得知赵一曼的孙女在世，特地找了陈红。

这个日军老兵向陈红当面忏悔，希望得到原谅以摆脱自己内心的谴责，将来可以安心的死去，陈红说：“你老了想得到良心的解脱，可我的国恨家仇怎么办?”陈红的回答让日军老兵意外，却令中国人钦佩。

赵一曼先进事迹简介篇3

著名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字淑宁，参加革命后用名一超，在东北从事抗日斗争时化名赵一曼。

一九0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赵一曼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北部白杨嘴村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父亲李鸿绪，曾花钱捐了个“监生”的功名，后自学中医，为乡里看病。母亲兰明福，操持家务，共生六女三男，一曼排行为七。她八岁入“私塾”，学习成绩良好。十三岁时父亲逝去，由封建思想严重的大哥李席儒和大嫂周帮翰管家。

这时，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马列主义在中国得到了传播。一曼的大姐夫、革命青年郑佑之把当时的新思想带到了白杨嘴这个距离县城一百二十多里的深山沟里。郑佑之也是宜宾县人，任柳家乡高等小学校长。他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家乡进行革命活动和发展团的组织工作，经常给一曼讲述革命道理，启发她觉醒，帮助她冲破剥削阶级思想的羁绊和封建家庭的束缚，还把《向导》、《新青年》、《妇女周报》等革命书刊送给她阅读。一曼被这些新书报吸引住了，她接受了新思想，眼界扩大了，渴望了解更多的革命道理。但管家的大哥大嫂却反对一曼阅读新书报。他们趁一曼不在屋时，把这些革命书刊搜出来，一把火给烧掉了。

一曼在家里自学受到哥嫂的限制，所以想离家到宜宾城里进学校读书。她向哥嫂提出后，遭到他们的反对。一曼忍受不了封建家庭对她的束缚，在郑佑之的帮助下，她把自己受压迫的苦痛写成一篇文章，题为《被兄嫂剥夺了求学权利的我》、用一超的笔名，发表在向警予主编的一九二四年八月六日出版的《妇女周报》上。她在文章中写道：“我自生长在这黑暗的家庭中十数载以来，并没有见过丝毫的光亮，阎王似的家长哥哥，死死把我关在那铁围城中，受那黑暗之苦。”“我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极想挺身起来，实行解放，自去读书。奈何家长哥哥专横，不承认我们女子是人，更不愿送我读书……请全世界的姊妹们和女权运动者，帮我设法，看我如何才能脱离这个地狱家庭，如何才能完全独立?”这篇三千多字的文章发表后，受到许多革命青年的声援和支持，当地团组织也同她建立了联系。

一曼在团组织和郑佑之的热情关怀与教导下，思想进步很快，一九二四年上半年由郑佑之和何王必辉用通信方式介绍，经成都地方团组织批准，加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团(注：据中央档案馆“通字第一号”材料记载李坤泰入团时间应为一九二三年。——编者。)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曼入团后，按照上级团组织的指示，积极在家乡开展宣传工作，准备建立团的组织和妇女群众团体。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在白花场正式成立了团支部，一曼任支部书记。在团支部领导下，十二月十三日在曾家湾石板寺又召开了白花场妇女解放同盟会成立大会，推选一曼的二姐李坤杰(团员)为会长，一曼名义上担任文书，实际负责会务工作。

妇女解放同盟会成立后，积极为妇女办事，受到妇女群众热烈拥护，会员很快发展到一百八十多人，妇女会还在白花场办了一所义务女校，贫苦农民的女孩子和成年妇女，第一次走进了学校的大门。

一曼的革命活动，引起封建卫道者的仇恨。他们要李席儒对她严加管教，并尽快找个婆家嫁出去。在封建势力和兄嫂的压迫下，一曼在家里自学和开展工作都很困难。为此，上级团组织同意她脱离家庭，到城里去读书，团支部和妇女会的工作由李坤杰等人负责。一九二六年二月中旬，一曼趁哥嫂不在家之际，终于冲出了封建家庭的牢笼，进入宜宾县城，住到当时宜宾地委机关所在地武庙街郑家院子里。从此，她踏上了新的革命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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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曼到宜宾后，在团组织和团员郑秀石、郑奂如的帮助下，抓紧复习了数学、国文等课程，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考入宜宾女子中学(现宜宾第二中学)一年级二期第三班读书。在宜宾女中，她主动接近同学，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把自己订的《妇女周报》送给大家看，还给同学们讲从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和军阀混战、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现状。她说得悲愤激昂，同学们深受感动。大家觉得这个乡下来的姑娘很有见识，因而都和她亲近起来。她象一块磁石，把同学们紧紧地吸引和团结到自己周围，革命思想迅速在同学中传播着。

一曼在同学中的威信越来越高，她被选为女中学生会常委兼交际股股长。五月四日宜宾学生联合会改组，一曼代表女中学生会参加 ，任常委、负责宣传工作。宜宾妇女联合会成立时，她又当选为妇联常委会主席。

这时宜宾开始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宜宾团地委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宜宾特别支部，部分团员转为党员。一曼因政治上比较成熟，又担任共青团宜宾地委妇女委员的重要职务，也转为党员，同时担任宜宾妇联和 党团书记。

“五卅”运动在全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反帝反封建浪潮。恰在“五卅”运动一周年的时候，宜宾的大奸商李伯衡贩运的英国煤油由英国籍货轮“川北”号从重庆运来宜宾。宜宾党团组织和叙府外交后援会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通过 发动学生，掀起一个“ 仇货”的-。

一曼是这次-会的领导人之一。她按照党的指示，和其他党团员一起，积极在同学中进行宣传动员，说明贩运“仇油”就是帮助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经济侵略，一定要坚决 。六月九日 通知各学校举行-，发动学生赶走这只“仇轮”，不许它在宜宾靠岸。一曼带领女中学生，冒着大雨跑到南门外金沙江边盐码头，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们一起高呼口号，并向油轮投掷石块，使油轮不敢靠岸。李伯衡雇了几只小驳船，企图偷运油桶上岸。一曼和同学们发现后，鼓动搬运工人，把油桶扔到江里。李伯衡偷运不成，就买通城防司令辜勉之派兵镇压。辜勉之以“调节”的名义召开各界代表谈判，却乘机下令扣押了谈判代表。这件事激起了爱国师生的义愤，党团领导小组决定发动各界群众掀起全市性的反帝爱国的斗争。一曼组织学生上街--，码头工人、店员和市民也加入-行列，整个宜宾城都愤怒起来了。 还用快邮代电，向省 和全国学-会发出呼吁，请求声援。辜勉之迫于形势，释放了被捕代表，所有“仇油”折价拍卖。学生的爱国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反动当局对带头参加-的学生进行报复，下令把赵一曼等十三名女中学生开除学籍。党团领导决定组织“退学团”以示反抗，一曼正确执行了组织决定，领导女中中学部的三个班学生宣布退学，迁到禹王宫去住，并派宣传队上街讲演，散发传单，揭露反动当局破孩学生的罪行。

这时，北伐革命军已经打到了武汉，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在宜宾，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县党部公开成立，一曼当选为县党部第一届妇女代理部长。我党用县党部的名义，在宜宾市将军祠(今市立医院院内)创办了一所中山中学，安置因参加-被开除和不满反动当局而自动退学、转学的学生。同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山中学正式开学，一曼进入该校女生部继续读书。开学后不久，适值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招生，党组织为了培养一曼，同意她去投考该校。一曼从此远离家乡，走向更广阔的革命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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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曼考入设在原武昌两湖书院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入伍生总队政治女生大队。她在军校的紧张生活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也进一步提高了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但由于学习、训练劳累，三月间她原有的肺病又复发了，学校把她送进了医院。不久，就发生了“四一二”-政变。一曼听到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消息非常气愤，不顾病弱的身体，从医院跑回学校，参加了军校学生编成的独立师，开赴纸坊前线迎击夏斗寅叛军。平叛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形势仍不断恶化，军校被迫停办。“七一五”以后，一曼按照党组织安排，脱下军装，转移到上海。九月间，党组织又派她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她被编入相当于中学水平的第六班，学生证号码是八0七。在这里，她和在大学班学习的原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中共党员陈达邦接触较多，并产生了爱情。一九二八年四月间，他们结成了革命伴侣。

由于学习过累，一曼的肺病又加重了，而且怀了孕，身体非常衰弱。党组织考虑苏联寒冷的气候对她的病情不利，同时国内又急需妇女干部，便决定让她提前回国工作。一曼服从组织安排，离开莫斯科，于一九二八年冬回到上海。

赵一曼回国不久，党组织派她去湖北宜昌建立地下交通站，为进出四川转运文件和护送干部。一九二九年二月一日，一曼即将临产。可是就在这时，房东老太婆却撵她搬家，并把房门锁上不让她进屋。原来宜昌这一带有个风俗，妇女在哪里怀的孕，孩子就得生在哪里，不是在他们这里怀的就不能生在这里，否则不吉利。赵一曼被房东撵了出来，无处安身，眼看孩子就要生在街上。此时，隔壁一位好心的搬运工人收留了她，腾出自己的半间棚子，并让他的妻子护理接生，一曼才得以平安的生下孩子。她生了一个男孩，取个乳名叫“宁儿”。不久，因组织暴露，一曼抱着未满月的婴儿，坐船潜回上海。

同年秋，党中央又派她去南昌江西省委机关工作。一九三0年一月下旬，因叛徒告密，省委机关遭到破坏，一曼深夜抱着孩子跑到郊外，钻进一个稻草垛里躲避。她想尽快返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告组织被破坏情况，以便营救被捕同志。因此，天一亮便上了路。沿途讨水要饭喂孩子，晚上才走到赣江边。当时她身上一个钱也没有，只得把陈达邦送给她的怀表拿出来做船钱，并经过许多艰险，才辗转回到了上海。

在紧张的工作中，她感到带孩子实在不方便。她和堂妹陈琮英商量，决定把孩子送到陈达邦的堂兄陈岳云家里抚养。四月间，一曼去汉口，把孩子放在陈家。返回上海后，被分配在中央机关工作。此后，他们母子再也没见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