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主要事迹
”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主要事迹篇1
1939年，新婚刚刚三周的钱伟长考取了由中英庚款会组织的第七届留英公费生。那年9月2日，途经香港赴英时，他搭乘的去英国的客轮被扣作军用，第一次留学夭折了。那年12月底，中英庚款会第二次通知钱伟长等在上海通过海运转去加拿大留学。因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和许多英国知名教授，都逃到加拿大去了。上船后，钱伟长等人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他和大伙认为不能接受侵略者国家的签证，宁可不留学也要表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怒。他和很多人一起把护照扔在黄浦江里，携行李下船登陆，第二次留学也就此夭折。
1940年8月，钱伟长一行人第三次接到通知，他们再度乘船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钱伟长对特意前来送行的四叔钱穆说：“我此次西行，绝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家庭，而是走向一条科学救国的道路。”
在多伦多大学，由于在板壳统一内禀理论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钱伟长得到了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赏识。
1942年，钱伟长被冯·卡门召到身边，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美国国家喷射推进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在冯·卡门的指导下，他与当时已是冯·卡门助手的钱学森合作，共同完成了美国第一枚导弹的设计工作。
身在异国他乡，但钱伟长谨记周培源老师的话：“儿不嫌母丑，子不弃家贫。”他是炎黄子孙，他时刻准备用所学报效祖国。
在得知国内抗战胜利的消息后，钱伟长向导师冯·卡门提出回国请求。
由于他在美国从事的是火箭、导弹技术研究，美国有关方面劝他留下，而且他的恩师冯·卡门始终不肯答应。无奈，钱伟长便以思念家人和不曾见面的6岁儿子为由，申请回国探亲。1946年8月6日，这位一心报国的动力学家只随身带了简单的行李和几本书籍，一路辗转，终于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清华园。
并不平坦的报国路没能阻挡炽热的报国情
回国后，为了培养更多科学救国的人才，他几乎“承包”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应用力学、材料力学、理论力学、弹性力学等课程，还担任《清华工程学报》主编，承担审稿工作。 这一时期，他在科学理论和工程技术上都取得了许多开创性的成果。除此之外，钱伟长还开创了中国大学第一个力学专业，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
但是，他的科学报国路并不平坦。1957年1月31日，因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提出了与苏联教育思想相悖的不合潮流的见解，他被划为“右派”，并被撤销了教职。
钱伟长经历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但是，这并未能阻止他对教学与科研的追求。他把工作转入“地下”。一些懂行的专家请他开设各类讲习班，诸如为北京地区冶金学界讲授“晶体弹性力学”、为航空学界讲授“空气弹性力学”、为力学界讲授“颤振理论”……他的这些系统讲座为应用数学和力学领域培养了大批人才。
1968年，钱伟长被下放工厂做炉前工。他没有抱怨，而是和工人们一起，自己建造了 热处理车间。 他发明了一种杠杆设备，可以让工人轻易地拿起52公斤重的铁棒。他还和工人们一起设计制造了当时北京最好的液压机。
之后，钱伟长接到周恩来总理特派的任务——研究坦克电池。可是，钱伟长只有学生时的化学基础，他并不懂电池。为了研究坦克用的高性能电池，以解决我国坦克“走着走着就停了”的问题，他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京市所有跟电池有关的单位。查了三百万字的资料，花了一年多时间，终于研制出了比美国通用公司产品性能更高的电池。
钱伟长身处困境却研究不辍，他追求科学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歇，他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科学，献给了祖国的强盛与发展。
“从义理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顺逆交替，委屈不曲，荣辱数变，老而弥坚，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义有祖国。”这是2010年钱伟长当选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时组委会给予他的评价，这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作为“三钱”之一的学界巨星，钱伟长提出的“浅壳大扰度方程”被国际学术界誉为“钱伟长方程”;在圆薄板大扰度问题上，他提出的以中心扰度为小参数的摄动法，在国际上称为“钱伟长法”。这些科研成果是后人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他用赤子般的爱国情怀，实现了科学救国的伟大抱负。
他是我们抬头仰望着的星空中的璀璨星斗。他献身科学、报效祖国的信念，自强不息、安贫乐道的气节，探索真理、勇攀高峰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民族不断开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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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夏天，钱伟长高中毕业，他再次面临失学的境地。然而，机遇似乎很眷顾他这个有准备的年轻人。上海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先生那年决定设立“清寒奖学金”，以考试选拔补助家境清寒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钱伟长抓住了这个不可多得的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一个月内在上海分别参加了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唐山铁道学院和厦门大学五所大学的入学选拔考试。原本是打算多争取被录取的机会，结果，钱伟长居然都考中了。在时任北大教授的四叔钱穆的指导下，他选择了清华大学。
那年9月10日，钱伟长走进了清华园。历史系的陈寅恪、中文系的朱自清和闻一多都喜欢上了这个文史知识积累都不错的“才子”，最后他选择了中文系。
刚刚入学，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中国的东北大地。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日子，钱伟长和班上的同学一起走进了圆明园，实地感受了一段中华民族曾经的被侵略的屈辱史。曾有“东方凡尔赛宫”之称的“万园之园”圆明园已是满目疮痍。看到那些，钱伟长震惊了、愤怒了，决定弃文学理，他要研制飞机、大炮，要科学救国。
从圆明园回来的第二天，他找到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要攻读物理系。吴有训教授查看了他入学考试成绩后，对他说：“你的数理化总共得分25分，中文考这么好。你还是读中文系吧!”
“我读物理是为了将来为祖国造坦克，造大炮，是为了救国。”钱伟长说。
“学文也同样可以救国呀!”吴有训反驳说。
钱伟长并不接受吴教授的逻辑，他就是要读物理，而且他有他的招。从被拒绝的那天起，吴有训走到哪里，钱伟长就跟到哪里。没办法，吴有训教授有条件地让了步：“你先试读一年，在这一年中，化学、物理、高等数学这三门课，你每门都要能考70分，才收你。若有一门考不到，就转回文学院。”
这个条件虽然很苛刻，但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对于有“追求”的钱伟长来说。从此，这个身高只有1.49米的小伙子拼了命，开始恶补数理化。在同学们那里，对他的印象就是，天天躲在一个小角落里，不停地在草稿纸上演算。
那段时间，他一天最多睡5个小时。早晨5、6点起床到科学馆去读书，晚上学校10点熄灯后，他就躲在厕所的角落里看书，直到凌晨才悄悄返回宿舍。
一年后，钱伟长成功地越过了吴教授给他设定的门槛--通过了物理系的考试。和他一起转进物理系的有五个人，他是唯一一个留下的人。四年后，他更是成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最出色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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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几十年过去了,钱伟长教授在教学和科研两方面同时并进,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科学工作者.钱伟长在谈及高校教学改革时说,教师把学生教"懂了"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典型的"填鸭式"教学.教学生思考方法,培养学生自学能力,这种教"不懂"才符合人才培养的规律.
钱伟长教授在科研中也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发表了大量的论著.他擅长应用数学、力学、物理学、中文信息学等.现已出版有《圆薄板大扰度问题》、《弹性力学》、《变元法和有限元》、《穿甲力学》、《广义变分原理》、《应用数学》等学术专著20余部,在国内外发表的学术论文200余篇.他在科学理论和工程技术上都有许多开创性的成就.主要学术贡献是板壳非线性内禀统一理论,板壳大扰度问题的摄动解和奇异摄动解,广义变分原理,环壳解析解和汉字宏观字形编码(钱码)等.他早期提出的"浅壳大扰度方程"被国际学术界誉为"钱伟长方程";在圆薄板大扰度问题上,他提出的以中心扰度为小参数的摄动法,在国际上称"钱伟长法".有关圆薄板大扰度问题的工作,在1955年获中国科学院颁发的国家 科学奖二等奖,广义变分原理方面的工作在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此外还有多项科研成果分别获北京市、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最近,钱伟长教授关于非克希霍夫-拉夫假设板壳理论的工作,是对固体力学基础理论的新贡献.1997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钱伟长长期从事高等教育领导工作,为培养我国科学技术人员作出重要贡献.自1946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副校长.1954年起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后改为院士),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的创始人.1956年起被选为波兰科学院院士.1983年起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上海大学校长.1984年创建了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任所长.1985-1990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行会长,积极推动了祖国的统一大业.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和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
为了表彰钱伟长教授的杰出贡献,日前,由雕塑家、南京大学雕塑艺术研究所所长吴为山教授创作的钱伟长塑像赠送仪式在南京大学举行.塑像高0.5米,为青铜所铸,尽显钱先生从容豁达、睿智的长者风范.
钱伟长教授虽已88岁高龄,仍战斗在繁重的教科研和领导岗位上,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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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选择了回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他渴望回国效力。他如是描述当时心里的矛盾：“我爱国吗?干吗有本事为外国人服务呢?”
他多次向冯·卡门提出了回国的要求。但冯·卡门始终不点头。钱伟长最后以思念家人和不曾见过面的六岁孩子为由，要求回国探亲。1946年5月6日，钱伟长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和几本必要的书籍，从洛杉矶乘船回国。当时他34岁。
1946年8月，钱伟长来到清华大学，眼前的景象让他吃惊。母校已经四壁皆空，门窗全无，到处都是如山的垃圾。抗战胜利后，在复校的师生到来之前，国民政府委派官员在此接管了三个月。
“他们把门窗弄下来，拿到市井去卖。”钱伟长说：“接收大员把学生床和图书馆的书都拿去卖了。”
钱伟长只得自己掏钱，把图书买回来。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钱伟长几乎承包了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工学院的基础课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物理系的理论力学、弹性力学等课程，还担任《清华工程学报》主编等审稿工作。教学之余，钱伟长继续在润滑理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等领域研究，撰写并发表了8篇有影响的论文。
1949年，钱伟长导出了润滑问题的高阶雷诺型方程，并进一步建立相应的变分表达式，从而使计算工作量大为减少。他的成果可用于计算润滑轴承问题，计算结果正确可靠。这是润滑流体动力学一篇经典之作。
1949年3月，从内战中恢复的清华大学成立了校务委员会，由叶企孙任主任，钱伟长为副教务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钱伟长被任命为纯工科的清华大学教务长。1956年钱伟长又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仍兼教务长和力学教授。
1951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初，钱伟长就兼任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钱学森回国后建立了中科院力学研究所，钱伟长又兼任了副所长。1955年中科院学部成立，钱伟长成了第一批被选聘的学部委员。
“三钱”的称号，也是在这一时期提出来的。1954年至1956年，钱伟长花大量精力，参与周总理领导的制定自然科学12年规划的工作。
当时钱伟长等人经过讨论，提出了6项内容，即原子弹、导弹、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因为前两项作为国防尖端项目，由国家另行安排，因此后四项成为了国家“四大紧急措施”。规划研讨会上，钱伟长的意见，总能得到钱三强、钱学森两人的支持。周总理把他们称为“三钱”。
1954年，钱伟长和他的学生合著的科学专著《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出版，在国际上第一次成功运用系统摄动法处理了非线性方程。“钱伟长法”被力学界公认为是最经典、最接近实际而又最简单的解法。在第二年，这一成果获得了国家科学奖。1956年他还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
凭借着开创性的学术贡献，钱伟长，和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一起被称作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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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初的一篇文章，让钱伟长吃了二十年苦头。
钱伟长于1957年1月3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这篇文章引起的争论，在当年6月的“反右”运动中，给钱伟长带来了麻烦。他被划为“右派”，并被撤销一切职务。
1964年，他写了一篇论文——《关于弹性力学的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在板壳问题上的运用》，投递给《力学学报》，被以“不宜发表”为由而退稿。4年后，日本学者鹫津久一郎在书中表达了相似的论点。而1977年钦科维奇的《有限元法》一书对之明确论述，更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学科领域。这让钱伟长惋惜不已。
很快，钱伟长得到了一个周恩来派给的任务——研究坦克电池。“当时我们的坦克吧，开着开着就开不动了，”钱伟长说，“因为电池的耐力有限。我当时做的是锌氧电池，目的是研究出来坦克专用。”
钱伟长除了学生时的一点化学基础，并不懂电池。但他骑着一辆自行车，不管天冷天热，跑遍了北京市所有跟电池有关的单位。他查了三百万字的资料，大概研究了一年多一点，高能电池研究出来了，比美国通用公司的产品性能更高，他协助建立了一个锌氧电池厂。
“我回国以后，干过十几桩事情，”钱伟长说，“奇奇怪怪的专业，所以有人骂钱伟长是万能科学家，我不理。”他的研究项目五花八门。他推导过13000个三角级数求和公式;还研究过汉字计算机编码，发明了获奖的“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