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追求真理的事迹
科学家追求真理的事迹【篇1】
提起袁隆平，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他是赫赫有名的世界‘杂交水稻之父’，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确实，作为在世界上倍受尊重的“杂交水稻之父”，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农民”，作为农民兄弟眼中的“米菩萨”，作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唯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可谓是大功至伟。
然而，他对网民尊称他为“人民科学家”，却感到“诚惶诚恐、忐忑不安”，他谦虚地说：“‘人民科学家’谈不上，我只是一名科技工作者。如果要说什么家，我觉得农学家最合适。”
我想，仅从这一件普普通通的小事，我们就足以感受到袁隆平的谦逊美德和人格魅力，令人敬佩，让人尊重。
常言道：“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越是沉穗的谷子，越是低下头。然而，现实生活中却有些人喜欢张扬、高调。比如，表现在学习上，喜欢吹嘘自己的博学与能耐，看过几本薄书，就自诩饱学之士、满腹经纶；写过几则公开发表的小文，就自封著名诗人、作家。表现在工作上，喜欢凡事必称大，有的事还没有做，就开始说大话，刚刚干出一点成绩，便“拉长、吹大、垫高”，热衷于在媒体上“精心包装，隆重推出”。这种喜欢张扬的人，虽然容易引起他人的注意，也许能慷一时之慨，开一时之怀，求一时之名，取得一时之利，但这种人往往行之不远，登之不高。而谦逊的人则把自己的位置放低一些，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态度做人行事，这才是成就大业的基点，是走向成功的长梯。
也许有人担心，谦逊的人，久而久之，会被人遗忘，终究会吃亏。其实不然。这些人、这些事或许一时难以广为人知，但当他们以踏踏实实的工作创造了业绩，以默默无闻的品格作出了贡献，名声自在众人心中。这正像袁隆平所说的，我是搞育种的。我觉得，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的种子，身体、精神、情感都要健康。种子健康了，事业才能根深叶茂，枝粗果硕。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尤其如此，不仅要知识多，而且要人品好，不仅要出科技成果，而且要弘扬科学精神。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这个是基本前提。如果对民族、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没有感情，就很难成就一番事业。有了感情，才会为社会做一些事情、献一份爱心，这样你才会有欣慰感。
特别是谈到物质享受时，袁隆平认为，精神上要丰富一点，物质生活上则要看得淡一点。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如果老想着享受，哪有心思搞科研？在吃方面以清淡和卫生为贵，穿方面只要朴素大方就行了。少走弯路，少留遗憾，身心才会健康，心情才会愉快，事业才会做得长远。
由此可见，今天，我们正在全力建设和谐社会，最应大力弘扬的就是袁隆平这种谦逊美德，常怀一颗平常心，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对个人的名利、进退、荣辱、都要看得淡一些，超脱一些，高调做事，低调做人。越是成绩突出，越是贡献巨大，越是形势大好，越要保持忧患意识，越要保持清醒头脑，做到“自豪而不自满，昂扬而不张扬，务实而不浮躁”，始终以高昂的精神状态和一流的工作标准谋事尽责，多做贡献。如此，我们的工作才会大有起色，我们的事业才能更好地发展起来。
科学家追求真理的事迹【篇2】
1910年7月，李四光从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结束了7年留学日本的生活，和同学们一起返回祖国。不久，他被派到武昌县花林湖北中等工业学堂任教。从学生到教师，李四光感受到一种新鲜和责任，他对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当时，李四光正在北京参加留学毕业生的全国统一考试。他听到消息后，异常兴奋，立即收拾行装南下。回到武昌不久，李四光便被委托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来，又改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等职。然而，革命的发展并不是像他想象的一样。不久，袁世凯上台，打击和排挤革命党人。李四光发展实业、造福人民、建设新湖北的宏伟计划已成幻想，他内心郁闷，陷入彷徨之中?于是，李四光产生了再去读几年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的想法。1913年7月，李四光由官派出国，赴英国伯明翰大学继续深造，年轻的李四光如愿以偿。当时，和李四光一起留学的有4个人，政府发放的路费全是金条。李四光告诉同伴：“你们慢慢收拾行李，我去银行兑换钱币。”当李四光来到银行的时候，一身破旧的衣服引起了银行职员的怀疑，非但没有换回钱币，还被怀疑偷别人的金条而被抓了起来，任他如何解释也没有结果，连饿带冻，第二天才被同伴救回。尽管如此，青年李四光还心系父亲兄长，将自己旅费的一部分省下来交给他们，以供弟妹们上学之用。这是何等令人感动的情怀呵!李四光试图用所有的爱恋来报答14年乡村生活中父老乡亲所给予他的关怀与厚爱，就像他后来将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一样，鞠躬尽瘁而又无怨无悔!
长途跋涉，远渡重洋，李四光第二次离开祖国，终于抵达伦敦。这里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故乡，是近代产业革命的发源地。如今早已车水马龙，五光十色，大厦林立。但在李四光的眼里，这一切无异于过眼云烟，他心里更渴求的是知识和科学。经过慎重的选择，李四光决定进入在采矿方面较为著名的伯明翰大学。他匆忙离开了伦敦，来到了英国西部重镇伯明翰城，在学校附近的一所公寓住了下来。李四光的确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学生，即使休息时间，也下放松学习。偶尔在假日走进公园，看看名胜古迹，身边也总是少不了一叠报纸杂志，或是一卷厚厚的书籍。在林阴里，在流水旁，他一坐下来就抄抄写写，或是思考一连串的问题。但平静的学习生活没有持续多久，1914年8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以英、法、俄为一方的协约国和以德、意、奥为一方的同盟国，为重新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展开了生死大战。一时间，生活物资日益短缺，物价开始上涨，生活极度困难，许多留学生已无法忍受，纷纷离开英国。但李四光硬是凭着顽强的毅力和从小养成的坚忍精神，节衣缩食，克服了种种困难，把学习坚持了下来。他常常利用假期，跑到矿山做临时工，赚钱维持生活，继续完成学业。在这样艰难的`时候，他乐观旷达，劳逸结合，利用业余时间学会了拉小提琴，并成了终生的爱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1918年5月，李四光用英文写成了一篇长达387页的论文——《中国之地质》，并提交伯明翰大学地质系。6月，他通过了论文答辩。由于这篇论文的提出，李四光被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硕士学位。不久，李四光接到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发来的聘书，请他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6年多的英国留学生活就要结束了，尽管国内依然是军阀混战，你争我夺，李四光还是接受了邀请，带着为真理奋斗的治学精神，带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血，1920年5月，李四光结束了漫长的求学之路，回到北京。此时，他已经31岁，在这年轻的生命成长中，除了幼儿时期和暂短的工作以外，他几乎都在不停的学习中忙碌着，东奔西走，上下求索。如今，对李四光来说，该是他向祖国贡献知识和学问的时候了!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科学家追求真理的事迹【篇3】
邓稼先(1924—1986)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邓稼先是安徽人，后来在北京大学当物理老师，1948年10月，邓稼先去美国读研究生，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在他取得学位后的第9天，便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国后，邓稼先在中国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工作。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56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邓稼先曾荣获全国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级科学进步特等奖，并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邓稼先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都是安徽人，在同一个中学上学，从小两人在一起弹玻璃球、打墙球、比赛爬树，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科学家追求真理的事迹【篇4】
我们的命运总是和时代紧密相连；脚踏苍茫大地，砥砺前行，在蹒跚中留下跋涉的足迹。
1924年6月25日，伴着一声洪亮的啼哭，一个婴儿降生在著名的翰墨世家，成为清代著名的`篆刻书法大家邓石如的六世孙。望向窗外郁郁葱葱的田野，看着微风中起伏着的刚刚吐穗的稻谷，孩子的父亲灵感突现，说道：“古人说禾之秀实，而在野曰稼，稼，就是在田野已经秀穗结实之禾。希望他植根于中华大地，并且早早的秀实和成熟，成为造福民众的沧海之一粟，就取名叫稼先吧。”
也许是受到书香之家的熏陶，邓稼先从小就对书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和阅读欲望，幼年时代的邓稼先就非常喜欢动脑筋，总是会提出千奇百怪的问题。他自小便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功底，同时也形成了勤学好问的可贵品质，然而在国难深重的年代，年少的邓稼先目睹列强的欺凌、残破的家园，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的残忍迫害，对他们满怀痛恨。那时的邓稼先已经朦胧的意识到要救我们的国家，必须要有知识有本领，因此他更加认真读书，在读书期间，邓稼先便积极的参加爱国救亡运动，致力于维护祖国的尊严。他也终于明白，一个弱国会备受欺凌，是没有平安日子可言的，他立志要发愤图强，投身科学事业，振兴国家科技，保卫国家安全，解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同胞。
抱着这样的志向，16岁的邓稼先离开了北京，开始了新的求学历程。1941年秋，邓稼先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在西南联大，他读遍了图书馆里每一本有价值的书籍，充分利用学校的优势资源，充实自己的科学知识，锻炼自身的实践操作能力。他博览群书，同时还利用课余时间背诵牛津英文字典，日积月累，他把基础的学科知识掌握的相当牢固。
1948年10月，他进入普渡大学攻读，功夫不负有心人，邓稼先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惊人的勤奋，只用了一年零10个月的时间就提前完成了博士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1950年8月20日，刚满26岁的他即从普渡大学毕业，被人们戏称为娃娃博士。拿到博士学位的邓稼先，一心想回到祖国，回到朝思暮想的父母身边，将自己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新中国的科学事业中去。他拒绝了美国的丰厚条件，冲破一切阻碍，1950年8月29日，毅然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
那时的中国，一穷二白，美国还不止一次地对中国进行核威胁。1958年，钱三强教授受党中央委托，交给邓稼先一个艰巨而保密的任务，生产大炮仗，也就是原子弹。这是邓稼先多少年追寻的报国梦，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回到家里，他跟妻子说：“我要调动工作了。”妻子问：“调到哪？”邓稼先沉默良久,嘴角微微颤动着挤出三个字：“不能说!”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他隐姓埋名28年之久，没有依靠任何外援，带领团队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勇攀高峰。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团硕大的蘑菇云在爆裂中隆隆升腾。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从原子弹到氢弹，法国用了8年，美国用了7年，苏联用了4年，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8个月。
戈壁滩上，这张遮得严严实实的照片让我们明白，您惊天动地的功绩之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惊心动魄。
那是一九七九年的一次核弹空投试验，天空没有出现蘑菇云，核弹从高空直接摔倒了地上。
“核弹去哪里了？为什么没有爆炸？”
“我们要马上进入事故区，必须要找到这枚弹头！”
“不行！那样太危险了！”
“核辐射可是要命的！不行不行！”
“你们都不要争了！我进去！”
“邓院长！”
“你们进去了也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它是我设计的！为了它，我哪怕死了，也是值得的！”
您义无反顾地走进了试验区，找到了核弹的碎片，走出来后，您说的第一句话是——
“平安无事，平安无事！同志们，我们的试验可以开始了！”
邓院长，您…您怎么那么不要命呢？
这事我不去谁去，责任书上的签字人是我啊！刚站起来的中国可以没有邓稼先，但是不能没有它！
但是，邓稼先的身体已经被核辐射侵害了。他比谁都清楚自己的身体，因此，在工作上更加争分夺秒。拖着病重的身体，学习、研究、试验！
生命的最后时刻，邓稼先仍心系祖国的核事业，病榻之上，他叮嘱于敏：“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临终前，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死而无憾！”
这是一代人的足迹，镌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间，激励着我们前进！前进！前进！
科学家追求真理的事迹【篇5】
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前苏联8年、美国6年、法国4年、中国2年8个月)(原子弹、导弹和卫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1948年，邓稼先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在普渡大学当研究员，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有人劝他留在美国，但邓稼先婉言谢绝了。1950年10月，他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和二百多位专家学者一起回到国内。一到北京，他就同他的老师王淦昌教授以及彭桓武教授投入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开设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的崭新局面。1956年，邓稼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弹。当邓稼先得知自己将要参加原子弹的设计工作时，心潮起伏，兴奋难眠，这是一项多么光荣而又神圣的职业!但同时他又感到任务艰巨，担子十分沉重。
从此，邓稼先怀着以最快速度把事业搞上去的决心，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任务中去;首先，他带着一批刚跨出校门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邓稼先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
由于都是外文书，并且只有一份，邓稼先只好组织大家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连夜印刷。
为了解开原子弹的科学之迷，在北京近郊，科学家们决心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研制出我国的“争气弹”。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又请物理学家从出发概念进行估计，确定正确，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为了让同他一起工作的年轻人也得到休息，得到工作之余的稍许娱乐，他总是抽空与年轻人玩十分钟的木马游戏。有一次，王淦昌教授看见了他们在玩这种游戏，老教授又好气又好笑，斥责说：“这是什么玩法，你还做儿戏呀。” 邓稼先笑说：“这叫互相跨越!” 互相跨越，这是一种多么亲密的同志关系啊!正是靠着这种关系，邓稼先和同事们一起克服了一个个科学难关，使我国的“两弹研制”以惊人速度发展。
一次地下核试验，有一个机器出了故障。有人主张把机器拉上来查看，但这样太危险。为了安全，在寒冷的戈壁摊上，他亲自下井，解决问题后，，开庆祝会。他由于休息不好，只喝了一小杯酒，就倒下了。让人量血压，竟然为0。一直抢救了两天两夜，邓稼先醒了，开口第一句话是：“研究报告出来没有?”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横空出世……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威震山河……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癌症不幸逝世，享年62岁。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被称做“两弹”元勋的这位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比一千颗太阳还亮”
1964年10月，浩瀚的戈壁滩上空升起了一团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年之后，第一颗氢弹又放出炫目的光芒。这曾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人们都知道奥本海默是美国的“原子弹之父”，萨哈罗夫是前苏联的“氢弹之父”，然而，中国的“两弹”元勋是谁?
1986年6月，中国各大报纸均在首要位置介绍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名字鲜为人知，功绩举世瞩目“两弹”元勋——邓稼先。
1986年7月，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
核工业部为表彰邓稼先20多年来为发展我国核武器做出的重大贡献，为使他那不计名利、甘当无名英雄和艰苦奋斗、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号召广大科技人员向他学习。
邓稼先可歌可泣的优秀事迹，他那伟大的抱负和精忠报国的感人精神深深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外国有一本书，题为《比一千颗太阳还亮》。
邓稼先献身的事业，亮过一千颗太阳!他从34岁接到命令研制中国的“大炮仗”以来，告别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儿女，隐姓埋名进入戈壁滩。20多年来，他和他的同事们没有任何人在报刊上占过巴掌大的版面。他们都把自己的姓名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深爱埋在祖国最荒凉最偏僻的地方。人们常常忘记他们，只有当“大炮仗”的冲击波冲击各国地震监测站，引起世界一次又一次瞩目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他们的存在……
1986年7月29日，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奉献毕生精力的元勋邓稼先病逝于北京。
他的朋友们怀着无比悲痛、崇敬的心情献给他一支挽歌——《怀念邓稼先院长》：天府杨柳塞上烟，问君此去几时还?……实验场上惊雷动，江河源头捷报传。……不知邓老今何在?忠魂长眠长江畔。
邓稼先夫人采访录“我们所追求的是另一种东西”
拒绝采访
1992年在拍摄杨振宁的电视传记片时，为了表现杨振宁与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亲如兄弟的真挚情谊，记者决定采访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
4月初，记者在京几经周折才与刚出差回来的许鹿希通上了电话。十分激动地说明来意和希望采访她的打算，想不到，她非常果断地回答说，她不接受这个采访。担心她挂断电话，记者加紧说明我们上海电视台拍摄科学家传记系列片的初衷和诚意，以及已获得了杨振宁本人的认可等等。记者说了半小时，她始终只反复那句冰冷的回答：“我不懂你为什么要采访我，我又不是搞原子弹的。”如此，记者只好说:“那明天我当面来说明吧!”可能是因为我一味的韧性坚持，最后她终于答应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