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勋章获得者事迹7篇

| 吴泽

国家勋章获得者事迹【篇1】

中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1月16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

“氢弹之父”隐姓埋名28年

于敏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61年1月12日,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他谈话,秘密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他毫不犹豫地转行,服从分配。

从那一天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直到1988年解密。连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氢弹设计远比原子弹复杂,核大国对技术绝对保密。我国科研人员重担千斤。

1980年,于敏当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被誉为“氢弹之父”。与他一起获奖的还有22名著名科学家。于敏去世后,目前仅剩王希季、孙家栋和周光召健在。

补我国原子核理论空白

于敏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

上世纪50年代,于敏在国内率先开展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与北京大学杨立铭教授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

上世纪60年代起,于敏投身我国核武器事业,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

在氢弹突破中,他组织领导攻关小组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带领科研队伍完成了核装置的理论设计,并定型为我国第一代核武器。

作为第一完成人的“氢弹突破和武器化”工作,荣获198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核武器小型化突破中,于敏主持研究并解决了裂变材料的压紧等一系列关键问题,提出了加大两个关键环节设计裕量的具体措施。气态引爆弹的研制成功,为我国第二代核武器的研制奠定了可靠基础。

作为第二完成人的“气态引爆弹装置的突破”工作,荣获198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中子弹突破中,作为主要领导人和参加者,于敏指出了某些关键技术问题和难点,分析了中子弹的反应规律并归纳为三个阶段,提出了判断聚变点火裕量的主要判据和提高裕量的措施。

作为第一完成人的“中子弹装置的突破”工作,荣获198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核武器基础理论发展中,于敏揭示了武器核反应内爆过程的运动规律,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

作为第四完成人的“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研究,荣获198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建议加快核试验进程 为我国争取宝贵的10年核试验时间

在核武器发展战略中,于敏与邓稼先提出了“加快核试验进程”建议。建议书提前规划了我国核试验的部署,使党中央做出果断决策,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10年核试验时间,为提升我国核武器水平、推动核武器装备部队并形成战斗力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前瞻性作用。

针对禁核试,于敏提出了以精密实验室实验等几个方面支撑禁核试后武器研究的设想,该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四大支柱,至今仍然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上世纪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国防高科技项目尤其是我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中,于敏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

于敏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在2018年召开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于敏等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国家勋章获得者事迹【篇2】

优秀党员是党员队伍中的杰出代表,其成长规律既有共性,亦富有特殊性。今日,在观看战斗英雄张富清同志的英雄事迹后,让我十分敬佩、感慨。

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张富清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一辈子忠于党和人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在战争年代,他不怕牺牲,奋勇杀敌,两次获得“战斗英雄”称号;和平时期,他主动选择到湖北最偏远艰苦的来凤县工作,坚守工作岗位,矢志奉献;从过去到现在,他从不向组织伸手要名利、要待遇,甘于淡泊,清廉自守,从不宣扬自己的过去,至今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一心为国,造福一方。哪里需要就往那里搬,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扎根来凤30年,为民造福,带领群众一起放炮眼、开山修路,为来凤县带来了新气象,用自己的身体力行见证了共产党员干部的责任和担当。

无私奉献是共产党员的基本素质,是最基本的要求,但往往也是最难能可贵的。七名优秀共产党员最大的共同点在于始终坚持无私奉献的信念,都在平凡的岗位展现伟大,刚好见证了那句“于平凡中见证伟大”。张富清同志任劳任怨,最终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楷模。他的事迹,让自己明白要做优秀的共产党员就要学会默默地无私奉献,在工作中坚持“干事比名分重要”,多对干部职工讲奉献少讲付出。特别是作为单位的一把手,下面的干部职工都在朝我看、学我做、跟我走,我更是要时刻提醒自己要身先士卒,只有自己甘于奉献,才能以上率下,才不会出现推诿扯皮。

我们应学习他们不求回报,孜孜不倦、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的本质,我们作为基层干部要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每一个干部的职责,认真做好人民群众的“服务员”。要增强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服务员”这个身份,自觉摆正位置,一切以为民、利民、便民为宗旨,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办群众之所需,把群众的事情办好、办细。用过硬的思想素质、过硬的本领以及过硬的服务水平真正将群众放在心上、职责扛在肩上、责任落到实处。

国家勋章获得者事迹【篇3】

所有最普通的中国人,都知道袁隆平。袁隆平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而在许多人的心里,他更是一种精神的化身。在共和国的脊梁人物中,袁隆平是极具标志性的存在,是中国数十亿人深情爱戴的“国民英雄”。袁隆平的去世,是中国和世界科学界的巨大损失,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巨大损失。

1966年,袁隆平发表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拉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他日夜操劳在杂交水稻科学研究一线,只为14亿中国人有饭吃。在普通中国人的认识中,“袁隆平”三个字是一个充满意义和情感的象征,象征着一个国家的人民从饥饿走向温饱,从贫穷走向富强,从赶上时代走向引领时代。从“两弹一星”“超级杂交水稻”,到今天“天问一号”跨越行星际,共和国的科学家们向真理之路不断探寻,靠着自力更生、顽强执着和大胆设想、认真求证,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成果。

“与大地贴得更近,看天空才会更远。”这是袁隆平的话。袁老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他的一生都在追梦,在大地上追梦。袁老让我们深切感受到,科研工作不只是仰望星空般高深莫测,还有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于人类福祉的使命追求。杂交稻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是对真理的渴望和向往,是对中国人民的负责。袁老用双脚丈量写在大地上的真理,他的“实验室”就是国民经济主战场,他的科研目标很纯粹,就是解决吃饭问题。

袁老是共和国最不平凡的农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曾经历过旧中国贫穷落后年代的人,内心烈的愿望是用自己的科研,播下改变中国的种子。这位老人也是最伟大的农民,他留给青年人的话是:你们是新时代中国青年,我相信你们必定会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躬行实践、厚积薄发并将不会辜负时代的担当。他躬身力行,在农田里做实验,90岁高龄的时候还在坚持做科研,实现“高产更高产”。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是他心头的重中之重,他要解决的不只是当代人的吃饭问题,他想永远解决中国人的饭碗问题。

今天的中国,一项项代表着人类科技前沿的成果频频凝聚全球关注的目光。我们深知,没有科技自立自强,在国际竞争中腰杆子就不硬,正如“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让中国人民的腰杆子挺起来。今天一位科学巨擘走了,但他的精神还在,还在深深濡染着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们必将其代代传承。

国家勋章获得者事迹【篇4】

孙家栋,我国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担任我国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总负责人、探月工程、北斗导航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先后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等。

出生于1929年的孙家栋,年少时,便显露出坚韧的品格。他曾因左撇子被学校劝退,但仅用一年时间就学会了熟练使用右手。21岁时,孙家栋应招入伍,随后获得去苏联学习飞机制造的机会。求学7年,他带着“斯大林金质奖章”,登上了归国的列车。

1967年,孙家栋的命运来了个急转弯。钱学森先生亲自点将,37岁的他成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在要资料没资料、要经验没经验、要专家没专家的窘境下,研制“上得去、抓得住、听得着、看得见”的卫星。难到什么程度?孙家栋说:“第一、不知道这个事怎么干;第二、大家都没干过;第三、你要干这件事情,要用的东西没有。可以说是一穷二白。”但当时,国外卫星纷纷上天已成事实,时不待我,再晚就要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抱着这样的心态,孙家栋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中。

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那一年,孙家栋41岁。“公布了以后,我们坐车就往天安门跑,到天安门进不去了,已经人山人海了,都在庆祝。”孙家栋说:“每次发射,没有一个人敢说这次发射是绝对绝对成功的。投资要十个亿,初期干的时候一个型号干十年,干的人加起来又有十万人,这么大件事,最后按按钮的时候掉链子了,你能受得了吗?尤其是技术牵头的人。”

1974年11月5日,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的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在升空20秒后。“我跑出地下室,只看见沙漠里一片火海,整个脑子一片空白,痛哭起来。”之后的三天三夜,孙家栋和同事们在滴水成冰的沙漠里,一寸一寸地找火箭的残骸,把所有的螺丝钉、小铜块、小线头一点点收集起来,查找事故原因。最终发现是火箭控制系统内的一小段导线,在火箭发射时受到剧烈震动断开了。“一个裂痕就牵扯到整个航天产品的成败,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就像恩师钱学森当初所做的那样,孙家栋承担了失败的责任。“从此我们就狠抓质量,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严格的质量管理系统。”

,我国正式启动探月工程,已是75岁高龄的孙家栋再次披挂上阵,挑起工程总设计师的重任。探月工程风险很大,很多人不理解,早已功成名就的孙家栋为什么还要接受这项充满风险的工作,万一失败了,他辉煌的航天生涯就可能蒙上阴影。孙家栋却毫不犹豫:“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嫦娥一号卫星顺利完成环绕月球的信号传来,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内,大家欢呼,拥抱,振臂庆祝。孙家栋却默默转身,低头掏出手绢,老泪纵横。“生在中国这片热土上,能有幸从事航天事业的发展,这种成就感确实一生都忘不了。所以有的人问我,你搞了这么多颗卫星,你感觉哪一颗卫星最激动。我跟他们说,这很难分,每一次有它难办的事情。”孙家栋说。

6月5日,风云二号最后一颗星——风云二号H星成功发射。作为风云二号工程总设计师,89岁高龄的孙家栋再次出现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指挥发射。他说: “搞了一辈子航天,航天已经像我的‘爱好’一样,这辈子都不会离开它了。”

国家勋章获得者事迹【篇5】

于敏,男,汉族,中共党员,1926年8月出生,天津宁河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长期主持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为我国核武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敬业奉献模范”称号。

历史的天空风云变幻,岁月的江河奔流浩荡。唯一不变的是,总有丹心赤子甘为国家鞠躬尽瘁,总有殷殷志士愿为民族负重前行。

那个爱皱眉头、喜欢思考的著名核物理学家走了。今年1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去世,享年93岁。

这样的“抛头露面”,于敏只经历过两次。上一次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

对于这样的大场合,于敏并不习惯。因为此前几十年里,作为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之一的他,一直都隐姓埋名。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于敏生前的一次自白。今天,当我们再次提起这个名字时,他已经成为一座永远矗立的丰碑。

生命无法永恒,精神却能不朽。

国家勋章获得者事迹【篇6】

1960年罕见的天灾人祸,带来了严重的粮食饥荒,一个个蜡黄脸色的水肿病患者倒下了……袁隆平的5尺之躯也直接经历了饥饿的痛苦。

袁隆平目睹了严酷的现实,他辗转反侧不能安睡。他想起旧社会,人民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受战争的痛苦,缺衣少食,流离失所。人民当家作主人,但仍未摆脱饥饿对人们的威胁。他决心努力发挥自己的才智,用学过的专业知识,尽快培育出亩产过800斤、1000斤、20__斤的水稻新品种,让粮食大幅度增产,用农业科学技术战胜饥饿。

袁隆平赞成这样一个公式: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成功。

他依据对遗传学已有的较深的认识,对试验田里的退化植株仔细进行观察和统计分析,不仅论证“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天然杂交稻”,而且从其第一代的良好长势,充分证明水稻也存在明显的杂交优势现象,试验结果使他确信,搞杂交水稻的研究,具有光明的前景!

可是,杂交水稻是世界难题。因为水稻是雌雄同花的作物,自花授粉,难以一朵一朵地去掉雄花搞杂交。这样就需要培育出一个雄花不育的稻株,即雄性不育系,然后才能与其他品种杂交。这是一个难解的世界难题。袁隆平知难而进,他认为,雄性不育系的原始亲本,是一株自然突变的雄性不育株,也能天然存在。中国有众多的野生稻和栽培稻品种,蕴藏着丰富的种子资源,是水稻的自由王国,“外国没有搞成功的,中国人不一定就不能成功”。

袁隆平迈开了双腿,走进了水稻的莽莽绿海,去寻找这从未见过、而且中外资料没见过报道的水稻雄性不育株。时间一天天过去,袁隆平头顶烈日,脚踩烂泥,驼背弯腰地、一穗一穗地观察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第14天发现了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袁隆平欣喜若狂。

1964年6月到1965年7月,他和妻子邓则,又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的植株。成熟时,分别采收了自然授粉的第一代雄性不育材料种子。经过两个春秋的试验和科学数据的分析整理,撰写出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1966年《科学通报》第17卷第4期上。文中还预言,通过进一步选育,可以从中获得雄性不育系、保持系 (使后代保持雄性不育的性状)和恢复系 (恢复雄性可育能力),实现三系配套,使利用杂交水稻第一代优势成为可能,会给农业生产带来大面积、大幅度的增产。这篇重要论文的发表,被一些同行们认为是“吹响了第二次绿色革命”的进军号角。

又经过8年历经磨难的“过五关”(提高雄性不育率关、三系配套关、育性稳定关、杂交优势关、繁殖制种关),到1974年配制种子成功,并组织了优势鉴定。1975年又在湖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获大面积制种成功,为次年大面积推广作好了种子准备,使该项研究成果进入大面积推广阶段。

1975年冬,国务院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年三代地进行繁殖制种,以最快的速度推广。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到1988年全国杂交稻面积1.94亿亩,占水稻面积的39.6%,而总产量占18.5%。20__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面积12.56亿亩,累计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增加总产值280亿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群众交口称赞靠两“平”解决了吃饭问题,一靠党中央政策的高水平,二靠袁隆平的杂交稻,人们用朴实的语言,说出了亿万中国农民的心里话。

随着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和在全国大面积推广,袁隆平名声大震。在成绩和荣誉面前,袁隆平公开声称现阶段培育的杂交稻的缺点是“三个有余、三个不足”,即“前劲有余、后劲不足;分蘖有余,成穗不足;穗大有余,结实不足”,并组织助手们,从育种与栽培两个方面,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20世纪80年代初期,面对世界性的饥荒,袁隆平心中再一次萌发了一个惊人的设想,大胆提出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的课题,试图解决更大范围内的饥饿问题。

1985年,袁隆平以强烈的责任感发表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探讨》一文,提出了选育强优势超高产组合的四个途径,其中花力气最大的是培育核质杂种。可是多年的育种实践,却没有产生出符合生产要求的组合。他便果断迅速地从核质杂种研究中跳了出来,向新的希望更大的研究领域去探索。

袁隆平凭着丰富的想象、敏锐的直觉和大胆的创造精神,认真总结了百年农作物育种史和20__年“三系杂交稻”育种经验,以及他所掌握的丰富的育种材料,于1987年提出了“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高瞻远瞩地设想了杂交水稻的二个战略发展阶段,即三系法为主的器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为主的籼粳亚种杂种优势利用;一系法为主的远缘杂种优势利用。这是袁隆平杂交水稻理论发展的又一座新高峰。

在袁隆平的战略思想指引下,继湖北石明松1973年在晚粳农垦58自然群体中发现一株不育的光敏核不育材料之后,1987年7月16日,李必湖的助手邓华风,在安江农校籼稻三系育种材料中,找到一株光敏不育水稻。历经两年三代异地繁殖和观察,该材料农艺性状整齐一致,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了100%,不育期在安江稳定50天以上,并且育性转换明显和同步。这一新成果,为杂交水稻从“三系法”过渡到“两系法”开拓了新局面。关于水稻“无融合生殖”研究的进展,也使一系法远缘杂种优势利用研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研究的前景,充满必胜信心。

自1981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成果在国内获得建国以来第一个特等发明奖之后,从1985~1988年的短短4年内,又连续获了3个国际性科学大奖。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前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高度评价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袁隆平,从湖南省偏僻的安江农校里走来,从一个山村中等农校的青年教师,成长为举世瞩目的名人,登上了“杂交水稻之父”的宝座。杂交水稻研究事业方兴未艾,正朝着袁隆平新的战略设想的方向迅猛发展!

国家勋章获得者事迹【篇7】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聊以自慰了。”“两弹一星”元勋、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如是说。2019年1月16日,享年93岁的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隐姓埋名28载,铸核盾卫和平一甲子,从意气风发到白发苍苍,他将报国之志融入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兑现了“愿将一生献宏谋”的誓言。

如果说痴心事业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体现,那么图强报国就是爱国精神的升华。从于敏“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到程开甲“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再到黄旭华“和祖国的核潜艇事业融为一体”,那些许身报国、奋斗毕生的共产党员,总能在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同时实现自身最大价值。

痴心事业者总是用行动证明自己“图个啥”。李浩一路赶考为强军,图的是“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跃动”;李保国一生倾注科技扶贫,图的是“太行山的老百姓能早一点过上好日子”。为党的事业图谋,为强军事业图谋,所有痴心事业的奉献者都是幸福的、值得的。

“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国家前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勇挑重担的担当者。聂海胜把“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们随时准备再上太空”的报国誓言融入航天事业,黄大年把“只要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的报国之志融入地质事业,钟扬把“只要国家需要,再艰苦的科研也要去做”的报国之情融入生物科学事业。“只要祖国需要,任何专业都可以火焰四射。”铁心报国不分职业种类、职务高低,置身伟大时代,在醉心于事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活出归属感与价值感,报国的答卷就一定是精彩的。

国家昌盛,需要每个人争分夺秒,奋斗不止。“不能躺,一躺下就起不来了”,林俊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整理科研资料,像红烛一样,忘我地燃烧到最后一刻。他留下的不只是宝贵的科研成果,更是我们接续奋斗的精神养料。

“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我们这代人赶上了强国强军的新时代,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需要我们奋发图强、真抓实干、真打实备,常思胜战之道,常务兴军之事,将每一份力量都用到助推强国强军的伟大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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