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者及事迹五篇

| 郑诗2

我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随着雄壮的国歌乐曲声冉冉升起时,心情异常激动。我凝视着五星红旗思索着:五星红旗是那些英勇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如果没有了他们,我们今天还能站在这儿吗?今天小编在这给大家整理了爱国主义者及事迹,接下来随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爱国主义者及事迹篇1

随着9月11日,日本签署了所谓的“购岛协定”,将民间的反日情绪推向高潮。是的,历史不容掩盖,沉痛不曾忘却,我们华夏子民还未从国难的阴影中走出,新一轮的侵占又已到来!这怎不叫我愤怒!这怎不叫我爆发!

中国人是善良的,是谦让的,但这些绝不是外国任意欺凌的目标;我们爱和平,崇尚平等自由,互惠互助的外交政策,尊重人权,尊重生命,但这绝不是外国蔑视我们的砝码!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我们有着不屈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

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我们有着老祖宗留下来的习惯——吃苦耐劳;更有着五千年文化和智慧的传承。而与日本的决裂我们也在饱尝艰辛,若这时候能够适当反思,在逆境中独立,也就是我们最大的胜利。

然而有一个现象,却最大程度的爆出我们的弊端。各地反日游行随波而起,一些愤怒的人似乎失去了理智,把爱国游行演变成“暴_徒式”行径。我想这是大多数人所不愿看到的,因为他们打砸的是同胞的血汗钱,谩骂的是同胞的脸面,同样这种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是“内讧”,正被外国人津津乐道的欣赏着。其实更确切一些的说,这种行为并不是对日本的抵制与反抗,而是对社会的不满,对现状的恐慌。可想而知,人们长期生活在快节奏步伐下,慢慢的积郁着心里和生理上的不适,这正像一颗炸弹,打着反日的旗号彻底爆发。

我们与日本的仇恨由来已久,所以我坚决赞成理性的反日游行,正如北京,正如海外华侨一样。当你站在大街上,举着国旗高呼“钓鱼岛是中国的”的时候,你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荣耀。你站在街上,首先要证明你是一个文明的有骨气的中国人,带着你对日本右翼分子的愤怒和满腔的爱国热情,高高的呼喊“还我钓鱼岛”!

我们爱国,首先要做好自己。当你出门的时候,记得要和家人道别;走在街上的时候,别乱扔杂物;坐公车的时候,保持秩序,给需要帮助的人让个座;看到公家的水龙头开着,就多走一步悄悄关上;少摸几副牌,多些时间陪陪家人;少喝几场酒,省点钱物办个爱心工程。不要小看每一处细节,因为你每做一次,社会就会和谐一分子,感动一分子,影响一分子,那我们的国民素质就会提升多分子。

也许有人说:这是什么呀,这不叫爱国,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就要握紧拳头给他们重重的还击,絮叨这些无关痛痒的小事,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

不!爱国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一个文明的人,一个理性的人,一个满腔热忱的人。当你每迈出一步的时候要昂首挺胸,当你走出国门的时候,要无愧于一个“中国人”,这些都是从你平时的生活中慢慢积累的习惯。我们要有以点滴清水汇成江河的耐心,才会有波澜壮阔顺风扬帆的机会。

我们国家步步为营,争取最大限度的以减少武力来解决钓鱼岛的回归,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钓鱼岛就是中国的!我们爱好和平,重视世界的和谐共进。所以我们老百姓要做到的,就是有众志成城的决心和坚定不移的信心,这也是给我们国家和军队最有力度的武器!

爱国心,强国志;身边事,点滴做。我们要向所有人证明我们的优秀,给我们子孙后代树立真正的榜样!

爱国主义者及事迹篇2

我本是个较为散漫的人,也是个极其矛盾的人,反对标新立异又喜欢颠覆传统。最厌烦的便是一堆一堆的大道理和装腔作势的假洋鬼子。所以,看到那些把爱国贴在脸上附庸高尚的人,打心眼里感到不舒服。

天地间一切真爱都当如清风流水般自然而然。它来自我们心底,悄然而至,了无痕迹,无需藻饰,也不讲形式,更不需要利诱和胁迫。不一定得摆设出来,但它却真实存在。

2009年10月1日,共和国60华诞阅兵式直播现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哭了,激动的泪水肆意流淌;联欢晚会表演场外,青春飞扬的大学生们笑了,挥舞着手臂欢呼雀跃;电视机前,不事张扬的妻子热泪盈眶。就在此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来自最草根阶层的朴素的大众情绪。

江山关乎社稷,兴亡系于民心。或许,几个人、几百人、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的哭哭笑笑只是历史长河里的一朵小水花、一抹灰白的记忆。可是,正是这其中小小的水滴,却清晰地透射着不可小觑的民众心理。

就在这个不同寻常的国庆,透过荧屏内外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一张张泪水滂沱或是春风荡漾的普普通通的脸,我看到了藏于人们内心的七色彩虹,看到了一种真实而自然的大众情绪。我想,这大概就是小老百姓式的爱国吧?

爱国主义者及事迹篇3

时下,网上流行评“牛人”。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分子物理教授郑强被誉为“最牛的愤青教授”。所以得“牛”,不是因为他的科研或教学上的成就,而是因为他的针对教育和人生观的报告在大学生中很具影响力,颇有当年李燕杰、曲啸的功力。出于好奇,看了他的报告视频。有些地方不敢苟同,欲与郑教授掰扯几句。

按照国人做文章的习惯,应该是先肯定再批评,以显辩证而客观。是的,郑教授的很多观点我是赞同的。比如,他痛批目前中国的教育偏离了教育的本质,认为教育最根本的是要培养学生的精神,教育要使人快乐,青年学生要有爱国精神和报效祖国的责任感。他同时批评中国的家长们在培养孩子过于功利,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孩子出人头地。这些批评,无疑切中了中国教育的要害,值得中国教育包括中国家长们的反省。

但郑教授有两个观点,我实在不敢苟同。

第一,郑教授说在民族精神方面,中国人应该向日本人、韩国人学习,因为日本、韩国在海外没有一个反政府的组织。我想,在国家和政府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上,郑教授不是混淆了概念,就是有意偷换了概念。国家是什么?是一个地理范围内的人民所共有的家园。政府是什么?是代表人民行使管理这座家园的组织机构。当政府不为民谋事,人民就有权重新选择。也就是说,国家是固定的,而政府常常是变动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经过改朝换代。从逻辑关系来说,先有国家后有政府,国家大于政府,爱国与爱政府不可等同起来。比如,美国人这次就选择了民主党的奥巴马团队来执政,而没有选择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的团队来执政。这只是说明美国人对共和党的政府不太信任,但美国人还是爱美国的。郑教授在这一点上显然是本末倒置。

换言之,海外反政府组织不等于就是反国家组织。我没有做过调查,也无意知道日本人、韩国人是否在海外有反政府组织,因为这不足以作为日韩两个民族与中国人爱国精神相比较的证据。如果以海外有无反政府组织来作为证据,或者以此作为一个爱国精神的标准,那么,当年孙中山在海外成立以推翻满清政府为目的的同盟会就是背叛祖国了。别忘了,当年我们党当年也是反国民党政府的。

第二,郑教授说,民主都骗人的东西,强权没有什么不好,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决不是靠什么民主,恰恰是在专治时期,像韩国在朴正熙专治时期、台湾在老蒋专治时期,都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郑教授的这番话让我大吃一惊。真没有想到,这话出自是一个满腹经伦、学贯中西的大学教授之口。其一,教授犯了以偏盖全的错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有很多因素,首先是经济政策对路,抓住了发展机遇,但决不是专治的成果,而且亚洲“四小龙”而今几乎都是民主国家。真正的世界强国,比如美英欧洲各国无一不是民主国家。相反,专治导致落后的国家却是比比皆是。朝鲜、古巴不说,就说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专治了几十年,与同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差距越拉越大,还不说明问题吗?还有,希特勒专治下的德国倒是强大,但这个强国成了战争狂人搅乱世界的工具,几乎毁了德意志民族。这种专治带来的灾难还不可怕吗?还有,我们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也明确实行的是人民民主,怎么能说是骗人呢?改革三十年的经济腾飞是靠专治吗?

其二,按照郑教授的逻辑,相对过上饱食终日的富庶日子,民主自由实在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我承认,民以食为天,过上好日子是穷人们最现实的向往。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同时拥有吃饱饭的权力和说自己想说的话的权力?难道这两者矛盾吗?一只天鹅,是关在金子做的笼子里享受嗟来之食好,还是在充满暴风骤雨的天空中自由飞翔好,这个答案谁都会知道。有网友专门摘录了新华社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一系列关于民主的社论,竟有百十来篇。其中有这样的题目——《没有民主,一切都是粉装饰》、《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不知道,郑教授看了作何感想?

郑教授的良苦用心我是理解的。他是为我们新一代的大学生们缺乏感恩之心、报国之志而深深地忧虑。他希望大学生们把祖国作为唯一的最爱,担负起强国兴邦的使命。但是,郑教授的论点牵强,论据更是苍白,反倒是政治作秀的动机更为明显。

爱国主义者及事迹篇4

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和五卅爱国运动纪念日等节日,中国人曾经给五月一个神圣的称呼——“红五月”。不过,从今年开始,我却不敢再叫这个月为“红五月”了。因为“红”字愈发的敏感了起来,这个字太刺眼,太招人忌讳,太有可能让人想起一个人以及他关联的一座城市,太容易引起对一个火红年代的怀想。

于是,我只好讳说“红”,当然也还讳说“赤”、“丹”、“朱”等字眼,因为与这些字相关的词汇都容易让人产生恐惧感。比如,“赤色分子”的帽子就决不可随便扣在人头上。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被称作“赤色分子”的是一定会被杀头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掉一人”,这就是被当代许多精英高度礼赞的“民主自由”的蒋介石“打红”的准则。那个年代说别人是“赤色分子”大约就和今天说人“遗毒”、“余孽”的效果相仿。“赤胆忠心”、“丹心一片”这样的词语也很可怕,有“极左”嫌疑,不如“黑心黑肝”、“狼心狗肺”来得时髦。至于“朱”,则很容易联想到“朱门”、“朱缨”、“朱冠”、“朱批”、“朱轮”、“朱卷”……这不都是封建遗毒么?所以“朱”也断不可轻易使用。

还是要像阿Q爷爷学习,不仅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甚至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我们除了讳说“红”、“赤”、“丹”、“朱”,还要避讳什么呢?与五四有关的诸如“民主”(假的不算)、“科学”、“火烧赵家楼”、“惩治卖国贼”、“还我主权”之类的说法大约也应该在避讳之列。以此类推,哪些词必须讳说,诸位自可模拟得之。

有人说我这也讳那也讳,胆子也未免太小了。还有朋友批评我博客里写的和我实际做的差距太远。他们大抵认为我应该拿着枪去冲锋陷阵才对,否则就不配在这里说三道四。其实,我还真想无所顾忌的写,可这样的文章能有发出来的地方吗?投笔从戎也真是我的梦想。可投笔容易,从戎却异乎寻常的艰难。不仅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的顾忌,还因为我连从戎的门都找不到。总不成拿着一根木棍在大街上一路打将过去?鲁迅也不主张做这种无谓的牺牲。或许,博客正是我的沙场呢。

想起今天是五四,就想起了近百年前那些意气风发的青年,他们义无反顾的挺立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一个世纪之后呢?我常听到一些人慨叹:国人一盘散沙,青年只管享乐……于是,对国家民族深有担忧的这些人每每痛恨于同胞的不觉悟,不争气。有这样想法的朋友,顽石建议您看看鲁迅的一篇小杂文《沙》。先生在文章一开头就有这样的议论:“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抱怨国人一盘散沙的朋友,还是转而讴歌伟大的“治绩”更合理些。

爱国主义者及事迹篇5

近些年,一些文体明星等相继加入外国籍引起国人热议。尤其是李连杰、巩俐等具有国际影响的“巨星”接连“跳槽”,让许多国人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时间,支持者和反对者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充满火药味。看了一些对立双方的文章逐渐发现,大家争论的焦点其实是国籍与爱国的关系。我的看法是,国籍与爱国不可混为一谈。

一、我赞成“不是中国籍不能叫中国人”的观点

国籍是一个人具有的某个国家的身份,拥有哪个国家的国籍就是哪个国家的人。这既是法律意义上的身份界定,也是一个合乎情理的身份界定。你在哪个国家,要享受哪个国家的国民权利和待遇,同时也尽一个国民的责任和义务。一个国民效忠自己的国家,这是一个国家对其国民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一个国民最基本的品质。比如,巩俐加入新加坡国籍,要宣誓效忠新加坡,并为新加坡而服务,她也不会再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来中国参政议政。奥巴马政府中有两位华裔部长——商务部长骆家辉和能源部长朱棣文,他们来华访与中国政要会谈或者谈判,一定是代表美国政府并维护美国利益,因为这个时候的他们绝对是美国人,绝对要为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服务。最好的例子,是最近中国正在审理的力拓集团“间谍案”,其主要犯罪嫌疑人胡士泰身份的界定,就是依据他拥有的澳大利亚国籍是而确定他是澳大利亚人,而不是因为他是华人而将其确定为中国人,否则,中澳两国也就不会因此翻脸了。即便是本应该是中国人的马英九,为选举的考量,也是尽量回避“中国”这个敏感的概念。他和他的国民党巧妙地把“九二共识”中的“一中”解释为“一个中华民族”而不是大陆的“一个中国”,目的就是要绕开国家概念来区别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因此,是哪个国家的国籍就是哪个国家的人,这是天经地义,不存在已经加入了外国籍还是中国人的问题。有一位叫陈九的在博客中接连写了两篇博文——《改了国籍当然可以称自己是中国人!》、《我是哪国人,自己说了算》。其本意是为在华人、华裔们蒙受的“不白之冤”鸣不平,但他显然混淆了国家与祖国、国籍和民族的概念。国家和国籍是客观的概念,祖国和民族是情感的概念。别忘了,在中国还有55个少数民族,其中包括与外国民族相同的朝鲜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塔吉克族等,你能把这些民族的人能说成是某某国人吗?如果那样,中国会出现多少个科索沃和南奥赛梯?中国人,就是拥有中国国籍的人,包括与外国民族相同的少数民族,包括已经加入中国籍的原外国人,包括海外华侨。已经加入外国籍的原中国人,只能称华人或华族。这个概念是不能模糊的。如果你硬要说自己是中国人,那也没办法,但你所在国的法律和中国的法律都不会予以承认,因为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二、我不赞成“加入外国籍就是不爱国的表现”的观点

人类自古以来就是互相交融的,现代社会更是避免不了各国国民之间互相交融,包括国籍身份的转换。100多年前,中国就有成千上万的劳工开赴美国谋生,很多人后来都加入了美国籍。世界各国几乎都有加入外国籍的华人。100多年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每年加入外国籍的华人更是与日俱增。据《环球时报》报道,2008年有4万中国人(不包括台湾和香港地区)加入了美国国籍,另有8万多人获得美国绿卡。这还不包括加入其他国籍的中国人。我想,想要出国并改变国籍的远不止这些,只是受各种条件限制无法付诸实施罢了。改变国籍,除了个别人是为了避难与逃罪,绝大部分人的目的无非两个:一个是发财,一个是发展。根据自身条件和现实考量,在国内环境无法满足愿望的情况下,选择“另攀高枝”,实乃人之常情,无可厚非。这与爱国不爱国没有关系。改变国籍不等于不爱国,就像离开家乡不等于不爱家乡一样,反之,不改变国籍不等于爱国,就像扎根家乡不等热爱家乡一样。我们绝不可以“爱国”来剥夺一个人选择国籍的权力,并以此评判一个人的德性。同时,我也坚决反对某些明星改变了国籍还要以“爱国”来为自己贴金,这只会让人感到恶心!

三、中国人与华人、华裔是一种血缘意义上的特殊关系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以亲缘关系为轴心的,因此,中国人凡事讲亲情,讲感情。无论是拥有中国籍的中国人(包括华侨),还是拥有外国籍的前中国人(华人)和他们的后裔(华裔),同属广义的中华民族,同宗同源,一脉相承,血浓于水。这种血缘关系,决定了彼此间在情感上的难以割舍,也决定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中国人的认同感和对中国这个国家的亲近感。我从不怀疑海外华人、华裔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祖国人民的亲情。祖国遭难,华人、华裔们或拔刀相助,或慷慨解囊,抛头洒血,义无反顾,肝脑涂地,在所不辞;祖国兴盛,华人、华裔们为之扬眉吐气,为之欢欣鼓舞。同样,华人、华裔蒙冤受屈,国人无不义奋填膺,同仇敌忾;华人、华裔取得成就,国人无不为之自豪,为之骄傲。杨振宁、李政道、高行健获得诺贝尔奖,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感到高兴和荣幸。但我们一定要提醒清醒自己,他们是美国人,是法国人,他们所获得的荣誉首先属于美国和法国。就像对爱因斯坦,你可以说他是犹太人,但不可以说他是以色列人。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肯尼亚人为之欢雀跃,但他们也知道,要想成为美国总统,首先要加入美国籍,成为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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