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青年壮士的事迹

| 舒洪

时空变幻,精神永恒。80年过去,红军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更加凸显,对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中华民族的意义更加深远。那么,当年红军为什么要长征呢?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红军长征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敌人实力强大,二是我党犯了错误。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围剿”的政策是“堡垒推进,步步为营”。为此,蒋介石在庐山组建了一个军官训练团,聘请德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军事教官组成军事顾问团,专门讲授“围剿”红军的战术和技术,同时筹措经费购置大批军火。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党军队逐步占领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区。

这个时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我们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他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否认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要求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主张攻打中心城市,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同时,“左”倾教条主义在组织上主要表现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军事上则是军事冒险主义。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左”倾领导者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在战略上完全陷入被动。当时红军的战法是“堡垒战、阵地战与短促突击”,和优势敌人拼消耗。这种打法只有军事实力对等的情况下才有效。蒋介石集全国的财力和军力于一身,而中央红军只有不到10万人,加上苏区财力物力有限,劣势显而易见。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党和红军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

考虑重开革命新局面,中共中央主动进行战略转移

在粉碎敌人“围剿”已经没有可能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在1934年5月提出了战略转移的设想,并报告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回电,对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持暧昧态度,不说让走,也不说不让走。但即使如此,中共中央还是派出了红七军团远征,目的是调动牵制包围苏区的敌人,但由于兵力太少而没有达到目的。随后,又派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这样做有调动敌人的意图,也有为中央红军转移探路的考量。红六军团后来和红二军团会师,联合行动。

由于中共中央执行了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使得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围剿”下处境十分艰难。于是,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动撤离中央苏区,前往湘西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重建革命根据地,重开革命新局面。

原来相对稳定的战略格局被打破,局部长征最终演变成整个主力红军的长征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可是,其他各地红军并没有失败,为什么也要进行长征呢?

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使其他各地红军受到国民党军越来越大的压力,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当其冲。在这些根据地当中,除了中央苏区之外,比较稳定的就是川陕根据地。张国焘确实担心自己成为国民党军“围剿”的下一个中心。他撤出来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也是为了“大树底下好乘凉”。但他没有想到中央红军损失那么惨重,这也是他野心膨胀的重要因素。

另外,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长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敌情严重,创建和保存革命根据地十分困难;红二十五军转移也是由于国民党军加强了对鄂豫皖地区的“清剿”,坚持当地革命斗争已十分困难。

因此,各地红军相继长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打破了相对稳定的战略格局。

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成为直接影响长征决策、进程和方向的重大因素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的开始,“华北事变”则是日本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奏。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但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直接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加快了其侵略步伐。

中国共产党人绝不会坐视中华民族的沦亡,红军虽然身处逆境,但仍然站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线。在长征开始前和开始后,中共中央先后组织了两支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这个时期党的宣言和文件中,更是把“抗日”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伟大情怀和责任担当,所以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仍然能够实现两个联系:即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和政治上的战略转变密切联系起来,把红军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联系起来。

抗日救亡,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对红军长征必然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

“祸兮福所倚”。一场惨痛的失败,开始酝酿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一次即将开始的艰难行程,最终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

革命青年壮士的事迹篇2

白阳珍,华池县南梁乡荔园堡村人,1872年出生,1933年参加革命,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南梁第一个农民联合会——金岔沟农民联合会主任。那时,他已61岁。

在南梁根据地开创前,白阳珍一家酷受地主老财和团丁土匪的剥削和欺凌,靠开点零星荒地和租种地主部分薄田度日,稍遇年馑,全家老小便只得靠采集野果、野菜充饥,尽管如此,他还时常接济比自己更穷的邻居和乡朋。1928年,陇东大旱,村民饥饿难耐,白阳珍积极鼓动村民们同地主豪绅斗争,说:“饥荒年,人命关天,饿死的人都是胆小的,他们(指地主豪绅)为富不仁,就应硬来!”在那场闹饥荒的斗争中,白阳珍勇于反抗和富于同情心的性格得到充分表现,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以后,大家每有拿不准的事,都来找他商量。

后来,刘志丹在南梁组建起一支革命武装,吓得地主和反动民团惶惶不可终日,广作欺骗宣传,称这支革命武装为“土匪”,村民们也个个胆战心惊。白阳珍不偏听偏信,处处留心打探情况,并把探听到的情况告诉给村里人。开始人们还半信半疑,后来游击队在南梁乡荔园堡一带活动,他们所表现出的严明纪律,使群众进一步受到了实际教育,都说他“人老见识广,说话都是有准儿”。从此,群众见了游击队不但不躲避,还亲切地称呼为“咱们的游击队”。

1933年10月下旬,张策等受陕甘边党的指示,来到南梁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准备工作,经常在白阳珍的家里落脚。在张策等人的指导下白阳珍走上了革命道路,积极协助张策在荔园堡附近组织和发动群众。他不顾年老体迈,走遍荔园堡川的庄头院落,挨门挨户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政策,联络农民积极分子。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成立了南梁地区第一个贫苦农民自己的组织——金岔沟农民联合会,白阳珍被推选为主任。当时缺乏革命骨干,他还让儿子白天章参加革命,并时常叮嘱儿子:‘“要把革命的事干好哩,就是掉脑袋,也应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当时,农民赤卫军没有武器,他就发动群众搜集废旧铁器,同乡邻赶制红缨枪和大马刀,发给赤卫队。白阳珍一心为革命的行为,曾受到当时陕甘边区负责人的的多次表扬。

南梁一带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震慑了国民党军阀和地方反动武装。1934年春,国民党地方军阀仇子康部和庆阳谭世麟民团千余人向南梁发动大规模“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主力红军转移外线作战。4月28日,敌人进占荔园堡,大肆烧杀抢掠,搜捕革命干部和红军家属。那天下午,一部分敌人径直向金岔沟扑来。这时白阳珍正在后沟组织群众转移、坚壁物资,闻讯后,迅速布置群众转移,自己留下收拾现场。不一会儿,只见前沟尘土飞扬,敌人的马队涌了进来。白阳珍看到群众刚躲过敌人的视线,还没走远,十分焦急。情急之下,他故意跑出村子,向沟台对面的一条小河沟跑去,敌人果然发现了他,一窝蜂向他扑去。白阳珍被捕了,群众脱险了。

敌人把白阳珍捆绑起来,关押在阎洼子村的一孔窑洞里。当他们得悉被抓的就是白阳珍后,如获至宝,先后用压杠子等酷刑逼讯他,企图从他口中掏出急需的情报。白阳珍年老体弱,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但他强忍剧痛,英勇不屈,拒不回答敌人的任何审问。无奈之下,谭匪在1934年5月4日佛晓逃窜前,用铡刀将白阳珍杀害,那年他62岁。

白阳珍牺牲了,他在党的指引下,晚年以火一般的革命热情,投身于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为革命做了许多重要工作,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催人泪下的“黄昏颂”……今天,这位英雄的名字镌刻在高耸的南梁革命烈士纪念塔上,也深深铭刻在每个华池儿女的心里。

革命青年壮士的事迹篇3

河北省涞源县,位于河北西部,与山西交界,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根据地之一。抗日英雄王二小就生长在这里、关于王二小的英雄故事我就不多所说、

鬼子发现上当后,先是残忍地剁去二小右手的五个手指,又用刺刀刺向二小的胸膛,把他摔到在大石头上。八路军一举全歼此股日寇,战斗结束后,几个战士冲向二小,当时他还活着,和另外两名受伤八路军战士一起送到刘家庄,可惜伤重无治,为国牺牲,三位战士永远长眠在刘家庄的深山老峪里。当时来源县青救会干部张士奎写了王二小在反"扫荡"斗争中,把敌人引进埋伏圈而自己壮烈牺牲的材料,报道给边区青救会的。《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条消息。词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根据这篇报道,在1942年创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很快在边区,直至全国传唱开来,这一唱就是六十多年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秋日的太阳暖融融挂在天上,地里玉米,豆子熟了,柿子,核桃,苹果挂满枝头。山坡上羊儿成群,牛儿悠闲地甩着尾巴,一片平和景象。谁能想到六十年前,有一个东洋倭国贼寇窥我中华,在这条美丽的山谷中残杀我英雄少年。前事不忘,在歌声中永远记住十三岁的放牛孩子王二小。

革命青年壮士的事迹篇4

黄继光(1930~1952)

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农历1930年11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一个山村,他自幼家境极为贫寒,六七岁时父亲因受地主欺压,病恨交加而死。黄继光从小就给地主扛长工、割草放牛。1949年冬,家乡解放,村里组织起农会,黄继光不但成为农会第一批会员,用心斗争地主,还当上了村里的民兵。

1950年战争开始后,国内停止复员并超多征兵。1951年3月,中江县征集志愿军新兵时,黄继光在村里第一个报了名。体检时,他因身材较矮开始未被选中。来征兵的营长却被黄继光参军的热情所感动,同意破格录取。

到朝鲜前线后,黄继光被分配到第十五军第一三五团二营六连任通讯员。1952年4月,部队到五圣山前沿阵地接防,本想杀敌立功的'黄继光却被分配到了连队后勤。经过副指导员细致的思想工作,黄继光明白了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样样工作都干得很出色。1952年7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经上级批准,他荣立三等功一次。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开始。10月19日夜,黄继光所在的二营奉命反击占领597.9高地表面阵地之敌。当攻击部队受阻、伤亡较大时,已任营通讯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主动请战,消灭敌人火力点。在战友负伤牺牲、自我所携弹药用光的状况下,黄继光毅然用自我的身躯堵住了敌人枪眼,为冲锋部队的胜利开辟了通路,牺牲时年仅22岁。

黄继光的英雄壮举,获得了战争中的最高荣誉――他被志愿军领导机关追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级英雄”称号(另一特级英雄是杨根思);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黄继光最终长眠于沈阳市北陵烈士陵园。

革命青年壮士的事迹篇5

郝梦龄,1892年2月18日生于河北省藁城县庄合村,家庭世代务农。他家境十分贫寒,只读了三年私塾就被父亲送到一家杂货店当学徒,后因不堪忍受老板虐待,投奔奉军魏益三部当兵。魏益三看他勤奋好学,先后把他送往陆军军官小学、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从1921年起,郝梦龄在魏益三部任营长、团长。1926年跟随魏益三归属冯玉祥的国民军,任第四军第二十六旅旅长。在北伐战争中,由于他作战英勇,升任第四军第二师师长。打下郑州后部队改编,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十四师师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兼任郑州警备司令。后升为第九军副军长、军长等职。

1937年5月,调四川山洞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行至重庆,得悉卢沟桥事变爆发,郝梦龄请缨北上抗日,此前他对妻子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应该去抗战,应该与敌人拼。”当他率部经过武汉与家人告别时,对儿女们说:“我爱你们,但是我更爱我们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他不忍看到行前家人哭哭啼啼,便悄悄写下遗书,让孩子们日后拆阅。他写道:“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老大人。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

郝梦龄到达石家庄后,指挥第9军和晋绥军第19军、第35五军、第61军坚守忻口以北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线的主阵地。战前,他鼓励官兵说:“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官长。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在决战前夕他给妻子的信中说:“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成功便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既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为国家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

10月11日,日军指挥官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倾全力向忻口阵地发起猛攻。面对强敌,郝梦龄毫无惧色,亲临第一线指挥第9军在日军飞机、大炮轰炸时掩蔽起来,日军炮火一停,冲上阵地用步兵武器狠狠打击日军,多次与日军展开了白刃肉搏,战况之惨烈,双方损失惨重。10月12日,南怀化主阵地被日军攻破,第9军与日军在忻口两北、南怀化东北的 204高地上展开激烈的拉锯战,一昼夜竟易手13次之多,终于占领了204高地,第9军损失惨重。为了坚守阵地,郝梦龄对阵地上的将士说:“先前我们一团人守这个阵地,现在只剩下一连人还是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一天就不算完。出发之前,我已在家中写下遗嘱,打不败日军决不生还。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是先退,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管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10月15日夜,总司令卫立煌给郝梦龄增派了7个旅,并命令他分三路夹击日军。16日凌晨,郝梦龄率部队对日军阵地发起了攻击,枪炮声如雷,喊杀声震天,日军节节败退。第9军乘胜追击日军,混战中,郝梦龄不幸被日军机枪子弹打中,壮烈牺牲,时年39岁。

10月24日,其灵柩由太原运至武汉。11月16日武汉各界举行公祭,后以国葬仪式安其遗体于武昌卓刀泉,万余人参加葬礼。12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追赠其为陆军上将。1938年3月12日,延安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在会上高度评价其抗日殉国的精神。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其为革命烈士,并颁发了烈士证书。武汉市人民政府重修其陵墓,并将汉口吉林路复名为“郝梦龄路”。

郝梦龄将军是抗战初期牺牲在抗日疆场上的第一位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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